【編者的話】
本文摘自《方勵之自傳》(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松江路，2013年4月第一版)，從該書第8章“8.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起，到第18章“18.持不同政見者”止。
照片1 《方勵之自傳》封面，李淑嫻教授提供
方勵之先生“動筆”開始寫自傳的時間是1989年10月27日，那時他與夫人李淑嫻老師正被“困”在美國駐華大使館裡；地點是他們的臨時住所，一排平房，窗子外掛厚窗簾，從內用木板釘死；撰文工具是一臺四通公司產電腦。其實，早就有人建議方先生寫自傳，他總覺得沒有必要，還不到自我總結生平的時候。若不是被困，若不是各方的強烈建議和催促如潮水般湧來，平時(包括擔任中國科大副校長的時候和被撤職、開除黨籍以後)總忙得不可開交的方先生真擠不出時間來寫自傳，即便如此，他在大使館寫的第一件發表作品是那年9月寄出的論文，《類星體固有速度的一個上限》。1990年6月25日，當艱難的外交談判終於結束、方先生夫婦踏上通往異鄉的旅途時，自傳可謂已基本成形，約四分之三文字已定稿，其餘四分之一則於當年秋天在英國劍橋完成。此後，自傳的文稿一直伴隨在方先生身邊，但因為各種因素制約，多年來束之高閣，未能付梓。
2012年4月6日，那個意想不到、令人惋惜悲痛的日子，方勵之先生在美國圖桑市(Tucson)猝然撒手人寰。一年後，在方先生結交四分之一世紀的老朋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主持下，以李淑嫻老師為授權人和校訂者，方先生的遺作《方勵之自傳》在寶島臺灣出版，成為方先生留在人間的聲音。
有必要說明幾點：文稿是用word寫的，所用載體是曾經很流行而現在幾乎絕跡的“軟盤”(Floppy Disk)。出版之際，除了由簡體橫排改為繁體(臺灣稱正體)豎排，該書編輯部參考臺灣的標準用字，對有些日常或習慣用語、譯名、科學名詞等作了修改(例如激光改稱鐳射)；這一類修改，除了本書編輯摸索著做的工作，近日更由李淑嫻老師依據方先生留下的打印稿逐字校對，基本上已完全“復原”。為此，本書編輯對李老師致以深深的敬意。另外，方先生文稿中數次提到1989年6月北京發生的事變，原出版者將方先生對它的稱謂修改成多年後為國際新聞界普遍接受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等叫法，我們對此未作變動。
方先生是一位學者，儘管遭遇的政治干預波詭雲譎、蠻橫無理，他一生以科學為立命之本，追求客觀真理。自傳由他親手寫成，記錄了他真實的經歷和真實的感受。方先生在科大度過了他生命力極其旺盛的二十八年，那些年對他、對科大都有非凡的意義，本書編入附件的是他對那個年代的回顧。我們相信，只要是也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科大人，閱讀方先生的自傳，必定激起強烈的共鳴。只要讀者與方先生有過接觸，或對他的文風有所瞭解，讀書時，必定對李淑嫻老師的這段話(見《方勵之自傳》，“寫在出版之前——塵封二十多年的遺稿”)深有同感：
“方勵之以他一貫坦然、簡潔、深入又詼諧的筆調，解剖自己所思、所想、所做，讀來如同和他談話，時而尖銳直逼主題，時而開懷大笑，似乎聽得見他那特有的、極富感染力的朗朗笑聲。”
李老師的另一段話(出處同上)描述了方先生對生活、對科大的情：
“他著迷於探索事物的本源，使他選定研究廣袤的宇宙。他熱愛生他、養他的苦難的故土，所以熱衷於教育。他說過，‘辦好教育就是為未來鋪路。’在離國的二十年，勵之除了正常教學、科研，還推動各種國際合作，尤其關心他的學生、他的科大(中國科學技術大學，USTC)。他在科大副校長任上被‘開除’，不是他的錯，更不是科大人的錯，他魂牽夢縈的仍然是科大。當年，明知他辦學的核心取向‘科學、民主、獨立、創造’不為當局所喜，但不妨一試，他希望通過比較或可能為更多方面接受，也許能擠開一條縫，為這片土地留下希望的種子。‘被開除’，他毫不在乎‘官位’，而是割捨不下那個他曾付出全部青春熱情的學校。”
方先生離世兩週後，李老師到他在亞利桑那大學的辦公室整理遺物。牆上有塊黑板，就著黑板與來訪的朋友或來問問題的學生邊演算邊討論是方先生的習慣，黑板上還雜亂地寫著許多公式，公式叢中，赫然寫著一句英文諺語：
“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
若直譯，應譯為“灰燼之下，火仍在燃燒”；若找最接近的中文成語，應是“薪盡火傳”。
李老師不能確定，這句話是不是方先生寫的。但至少，他把這句話留給了後人。
照片2 方先生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辦公室的那塊黑板，方克提供
（執筆：劉祖平）
8.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我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簡稱科大）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零四個月，從1958年8月底到1987年1月中。進入科大和離開科大的時間雖然相隔近三十年，但二者有一個共同點。進入科大時，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我離開科大時，再次被開除黨籍。而且，兩次開除黨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章程，開除黨員的正常手續是，先由該黨員所在黨支部召開全體黨員會，進行討論，該黨員有權在會上申辯。充分討論後，再付表決。若獲通過，再呈報上級黨委。批准後，才算生效。可見，開除黨員一般是很麻煩的事。但是，黨章上也規定，如遇緊急情況，上級黨委可以直接決定開除一個黨員，不需召開黨支部會，也不給予被開除者申辯的機會，立即執行。
所謂“緊急情況”，一般指的是是戰爭、火災、大地震等時間尺度很小的事件。在那種瞬息萬變的場合，如果一個黨員圖謀不軌，容不得正常的開會手續。必須立即開除，才會動用這個特殊條款。我前後被開除黨籍那兩次，都不是在戰場上，當時也沒有地震，而是在大學上課。可是，兩次都是按“緊急情況”辦的，即立即予以開除，沒有開會，也沒有申辯的權利。
我之所以有幸連續兩次獲得這種待遇，並不是由於我的地位特殊（當然，也不是一點特殊都沒有），主要原因是，按階級鬥爭理論，大學本就是一個戰場。毛澤東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指大學）統治”，“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實際上是國民黨。”也就是說，大學就是一個國民黨佔領區。在大陸上消滅了國民黨的軍隊後，大學就變成了消滅“國民黨”的一個主要戰場。就這樣，我被“緊急”地消滅過兩次。
這就是大學裡的主旋律。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在1958年創辦的。在我報到時，全校還只有一百多個籌辨人員，沒有學生。辦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力量培養科技人才。特別是培養研究和製造原子彈、導彈和衛星（簡稱“兩彈一星”）的人才。當時中國發展“兩彈一星”的計劃，剛剛起步。
中國科學院的體制完全仿效蘇聯科學院，研究人員不在大學任課，甚至很少帶研究生。因此，創辦一所大學由這些人任教，是個聰明的方案。科大最初的一批教授都來自科學院，不少是當時國內第一流的學者。所以，相對於中國徘徊不前的經濟而言，這所大學的發展還算是快的。1980年開放後，去美國念物理學位的中國學生中，來自北大的最多，第二即科大，這是後話。我在科大，一開始是當一名物理助教。
科大創辦的1958年，正在反右派運動之後，共產黨鑑於大學的不佳表現，規定了更強硬的教育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幾句是：“迎接這永恆的東風，把紅旗高舉起來……又紅又專，亦工亦農。”乍一聽起來很像一首共產黨黨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開學典禮上，有位元帥來參加，明確地說，科大應仿照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軍校——抗日軍政大學的樣子辦。科大的校園原來的確就是一所黨校，即中共的國際黨校，它的目的是培養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領導幹部，它的學生主要是那些共產黨還沒有奪得政權的國家的共產黨人。
科大第一任校長，由當時的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兼任。雖然，早在一零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中，郭沫若就是出了名的詩人，但科大並未因他而產生詩氣。事實上，此時郭沫若的詩也全是黨“詩”了，我還記得一首：
郭老不算老，詩多好的少。
大家齊努力，學習毛主席！
反正，一切向毛主席學，絕不會有錯。比如，1961年有一次正式傳達毛澤東關於教育的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條是：考試時學生可以拿小抄。後來，在考場上，果然有學生根據這個指示，公開抄書，監考的教師只好佯裝沒有看見。
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來到科大。第一，無論如何，我有機會再研究物理了；第二，我可以脫離核反應堆，而去研究自己更有興趣的課題。短短的人生，最愉快的事之一，不過就是能研究一點自己有興趣的問題。至於“亦工亦農”，我一點也不害怕，打井、捉豬我都會，還怕其他？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師被安排去“亦農”——到京郊的山上去種樹。那個中午，我一頓飯吃了九個標準大小的饅頭，成為全隊之冠（也是我迄今最高的一頓進食記錄）。可見我未忘農村，仍然是能吃也能勞動。
當然，這時的我，已經沒有贊皇的赤膊與赤誠了（編者注：1957年12月，作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一名在反右派運動中“有問題”的青年科技人員，方勵之被“下放”到河北省贊皇縣，他不畏艱苦，努力勞動，獲得當地農民認同）。在農村那八個月裡，我還是極相信，只要經過努力的勞動，自己仍會回到以前的狀態，成為一個受信任的人。然而，黨籍的開除表明，一切真心實意的努力都是徒勞。我明白了，企圖給黨中央寫信一事（編者注：方勵之的“問題”，是與北大老同學倪皖蓀、李淑嫻一起，在“鳴放”期間打算致信黨中央，就團的工作提出建議。倪、李因此被北大定成右派分子），使我的等級發生了質的變化，被歸入了另冊（原出版者注：清代把戶口冊分為正冊和另冊。另冊用來登記盜匪等壞人。後來用來比喻受到輕視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物）。就像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裡，一個人的等級，一經確定，就極難改變一樣，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一入另冊（雖然它不公開寫在身份證上），絕難有出頭之日。任何努力，絕難得到承認。我不再幻想“經過改造”會再成為受到信任的人，事已不可逆轉。青少年時代對共產黨所抱有的天真和虔誠，就此消失殆盡。
“有如他以前由於宗教的長劍而理解了宗教一樣，現在他又因政治的絞索而理解了政治。”這句斯賓諾沙在被逐出教門罪時所說的話，也是我被開除黨籍時的感受。
但是，我仍抱有一個幻想，共產黨也許會有農民那種是非標準，至少對於一個安分守己勤奮工作的人，是容納的。所以，我一直想，只要謹守認真工作這一原則，或許還是有我的發展空間的。
於是，我很努力地教書。對教書，我確也有興致。
在科大的第二年，1959年，我就開始上課。幾乎物理系的所有課程，我都講過。從一年級的普通物理，到高年級的近代物理，從基礎實驗物理，到各門理論物理，我都教過。1960年，一門量子力學課，原由近代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主講。課到一半，這位教授有事離去。後一半課，由我去接上。學生雖然知道我還只是一個助教，倒也沒有因助教來接替教授上課而表示不滿，我對講課更有了信心。
同時，我也開始做研究，我選擇了粒子物理。研究條件很差。當時只能看到蘇聯的期刊，歐美的出版物要時隔半年以上才看得到，更收不到任何預印本。周圍同事中雖也有幾個對粒子物理有興趣，但也都是沒有任何研究經驗的年輕人，缺乏有效的討論。孤立和閉塞是物理研究的大敵。困難雖多，但這終歸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困難中也不乏樂趣。
1960年春，我開始投寄論文。初秋，我的一篇論文“用變形的傳播函數計算核子的電核半徑”被《物理學報》(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當時《物理學報》的執行主編錢臨照教授也在科大任課。一天下午，在一個沒有人的樓梯口，他叫住我。他的面色喜憂各半。他先高興地說，我的那篇論文即將付排發表。接著，又有難色地說：
“不過，不能用你的真名發表，你是不是改個名字？”
很顯然，這不是他本人的意見，也不是《物理學報》編委的決定。全世界的物理學家都沒有用筆名發表論文的傳統。
我知道了，我的行為（發表論文）已經開始超越了對另冊公民所規定的可活動範圍，因而受到限制。不準用真名發表論文，就是清楚地警告我：注意你的身份！我沒有對抗的餘地，只有接受。我立即想到的筆名是“方之”。初中時，我和哥哥合作（以他為主）寫的一篇文章在報上發表時，就署名為“方之”。但，錢臨照先生不同意，因為這兩個字還是太接近我的本名。錢先生是我極為尊重的一位長者，所以，我就放棄了給自己取名的權力，請他代為取名。他答應了。
1961年第一期《物理學報》，刊登了我的論文，作者是“王允然”。看到這個名字，我對錢先生更尊重了。他用這一名字暗暗地詔告世界，在中國發表物理論文，除了同行的審稿外，還必須有王（者）的允許（允然）才行！後來，這個“允然”果然被明文規定，凡投寄《物理學報》的論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單位進行政治審查，無政治審查證明文件者，不予發表。我的第一篇論文，也即“王允然”那篇論文發表後，再投寄到《物理學報》的幾篇論文，均被退回，皆因沒有政治審查文件。不過，這些被退的論文並非無功，由它們作導因，錢臨照先生與我漸漸建立了忘年交。
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為無產階級當局著想，也會覺得，物理學是一個十分討厭的領域。第一，不能取締物理學，因為它有用（一些有用的學科也被取消，如心理學），第二，無產階級大師們又弄不清一些作者說的“電核半徑”之類該屬於什麼階級（不像心理學全屬於資產階級那麼清楚簡單）。如何在物理學領域執行無產階級專政？十分令他們為難，儘管如此，物理學也並沒有僥倖逃脫無產階級專政的恢恢天網。
當時，不少《物理學報》上的論文“作者”的署名是401核物理研究組、918理論組、515宇宙線組等等。有的物理論文，整篇之中根本找不到一箇中國人的名字——不，有時能找到一箇中國人的姓名，就是“毛澤東”。就如布洛辛採夫在40年代要請列寧來指導他的量子力學一樣，60年代開始，中國物理學家必須請毛澤東來當自己論文的最高指導。60年代初，為了安撫被階級鬥爭嚇壞了的高級知識分子，有一位被認最開明的共產黨領袖，陳毅，曾對他們說（大意），“你們不要怕，安心划船就是了，有共產黨掌舵，大家放心”。後來，這句話被濃縮為“你划船，我掌舵”，到處傳播，曾使不少知識分子感動得涕淚橫流。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無上權威，終於給知識分子安排了一席安全之地了。那就是，在偉大的共產主義航船上，我們應當是位於401號、918號或515號上的划船手，或馴服的划船工具。不是嗎，從60年代初開始，《人民日報》上反覆宣傳，人人都要向雷鋒學習，做共產黨的一名馴服工具。
至於我，一名另冊人，最多隻能做一個連號碼也沒有的工具。
李淑嫻的等級，則比我還要低，連王允然級也不到。她曾參與翻譯蘇聯專家的著作，但出版時，根本沒有她的姓名，也沒有筆名，致謝中也沒有提到。此人不存在了，進入了“不存在”等級。
我被開除出黨後，我和李淑嫻之間的“冷凍”狀態結束，恢復了聯繫。她比我稍晚，於1958年，也被下放到農村，在北京遠郊的門頭溝。1959年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毛澤東頒佈特赦令。李淑嫻屬特赦之列，右派帽子被正式地摘掉，並從農村回到北大。
為了對後世負責，這裡似有必要補充幾句。因為，再過幾十年，我們的後代在看這一段回憶時，會以為李淑嫻真曾有過一頂類似英女王的冕那樣的帽子，可以戴上也可以摘掉。這是弄錯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含義。社會主義中國的各類“帽子”，並無物質的對應物，而是人的等級分類。所謂戴“帽子”，意指該人屬於“帽子”所標誌的等類。“摘帽”是脫離該等類。一般說，各種帽子所表示的等類，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對象。當然，鎮壓的方式又是門類繁多，不容細述，我想，將來的學者在研究中國這一段歷史時，一定會創建一門分支學科——帽子學。
李淑嫻雖然摘了帽子，名義上的等類有所提高，但實質上並無大變，即仍是所謂“摘帽右派”（很抱歉，對於不熟悉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讀者，對如此多的名詞一定很感厭煩，但我不能不用）。她雖然在大學工作，但不準上課，更不準做研究，而被安排到學校內的工廠勞動。
從1959年到1961年，近兩年裡，李淑嫻和我大體仍像反右派運動以前那樣安排生活，只有星期六我才去北大，一起過一個週末。其他時間，她在北大，我在科大，各自奮鬥。我們仍力圖堅持先立業後成家的初衷。
到1961年夏，堅持不下去了，我們決定結婚。那時，我還只發表了一篇王允然論文，而她更沒有任何研究成果，距離我們當年想像的成家時應達到的立業水平，差太遠了。我們失敗了。
然而，我們不能不結婚，理由是，社會裡已經不再有我們的奮鬥空間，也許只有建立一個自己的家，才有一角屬於自己的天地。
1961年以後，大學裡的教學及研究氣氛日趨淡薄。愈來愈政治化。極少學術研討會，而政治學習每週至少一天。後來，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形勢更趨緊張。大學裡有很多告密者。一個偶然的機會，科大物理教師發現了一個告密者的記錄，其中典型的一段是：
五個人在一間教師宿舍中閒談（話題是報載的一個腐敗案件）。
B：“皇帝眼皮底下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A：“你（指B）是不是發燒了。”
F：“有沒有阿司匹林（給B吃）。”
這時，D在暗笑。
當時的告密者還沒有錄音錄像設備，但這一段記錄之詳細不亞於秘密錄像。
這段告密記錄的關鍵是，B用“皇帝”來稱謂最高當局，而其他在場的人又用戲謔的方式響應B。這證明，所有在場者，對當局都是不忠的。其中，B現在浙江大學物理系，A在香港理工學院數學系，D在哈爾濱工業大學。F是我。其實，把最高當局稱作“皇帝”，在當時已是閒談時的通用語言，當局並未因此能懲戒我們。不過，連閒談都被如此嚴密地監視，怎麼可能安心地去做研究？
因此，我們決定結婚。至少，當局還沒有財力足以在每一個家庭裡都裝上竊聽器。所以，家，是一個安全島。
另外，六十年代初，是一個人為的大饑荒年代。深翻之後的農村，是死神的世界。三年之中，全國有兩千萬人（另一說四千萬人）死於饑饉。我很不願意再回憶那個年代，特別不想再回憶那些由於飢餓而失去了人性尊嚴的人。一個瀕臨死亡的餓殍，往往僅僅為了一小口食物，就會失卻一切道德、一切理智、一切規範，不再是人，而成了一頭求生的動物。甚至還不如動物，因為動物還極少因飢餓而吃食自己的同類。是可悲？是可憎？是可卑？是可憐？都不是，這是社會主義在救中國啊！最慘的地方，全村統統餓死，不存在了。然而，村莊的牆壁上仍赫赫然地寫著“共產主義是天堂，社會主義是橋梁”。就這樣，幸福的社會主義公民，一下子就有幾千萬提前移民去了共產主義天堂！
大學裡的一個流行的“研究”課題是，用同量的糧食，如何加以蒸煮才會使人吃下後感覺更飽。於是，有所謂雙蒸法發明，即米飯要前後蒸煮兩次變得極難吃再吃，因為難吃的東西會令人感到量多。有人提倡冷食，理由是冷物入胃時會明顯感到食物的存在，就會產生較大的飽感。也有人反對，提倡熱食，因為溫度越高含有的卡路里越多。總之，飽感學研究，大行其道。我的視力，原來一直是1.5，就在那時迅速下降，變成了近視，開始戴眼鏡，飢餓使眼前一切都變得昏暗和模糊。
我們想，結婚吧，那怕外面是一個末日將臨的世界，自己的家，也一定會給我們帶來溫馨。
我們於1961年10月6日結婚，婚禮在北大物理系的一個會議室舉行。很簡單。雖然我們兩個都是另冊公民，但還是來了很多朋友，也有我們的老師，世界上好人還是很多。一場婚禮，和諧而溫暖。唯一不幸的是，那天大家吃的水果多是梨。在那饑荒年代，只有梨還買得到。按中國的習俗，婚禮上是禁吃梨的，因為，它預示著“離”。後來，果然應驗了，從1969年到1987年，我們被迫一南一北兩地分開生活了18年。
我們的家，一個11平方米的房間，就安在北大的16樓。命運似乎總是用循環重複來嘲弄人，16樓，就是1952年我們在北大念一年級時，李淑嫻住過的樓。它也是一棟距離大飯廳和後來的三角地，即北大最敏感的政治地帶，最近的樓，1957年的那首《是時候了》就貼在這個樓的東牆上。1961年的我們，已經不再是1957年，更不再是1952年了。命運的乖戾和滄桑竟至於此，絕沒有想到，當年的我們如何竟成了現在的我們。50年代的爛漫幻想，一去不復返了。然而，我們還不認為是輸。我們還只有25歲！婚後，我們還是常常到這些學生食堂吃飯，像學生時代一樣，吃過飯即開始唸書。現在，我們不用去大圖書館一個樓上一個樓下地分開了。我們可以相鄰地坐在一起，這是我們自己的家，雖然，每個人面前的書桌仍是那種學生用的小桌。
我和李淑嫻（我們始終相互以全名相稱，從相識，直到如今，故在此書中，亦始終用全稱，無論婚前或婚後）合作的第一件事是翻譯席夫（Leonard I. Schiff）的《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1962年，我在教量子力學。黃武漢教授轉給我一份席夫一書的中文翻譯。囑我校閱，準備出版。由於原譯稿質量不好，我決定重新翻譯。按當時李淑嫻的政治狀況，不容她有發表譯作的權利，但她仍參加了，因為這是我們共同喜歡的一本書。那時，她已懷孕，據說，規律的翻譯工作，也會使胎兒受益。
等到我們的翻譯完成後，階級鬥爭的形勢更嚴峻了。不僅李淑嫻，連我也難於獲得發表譯文的許可。所以，席夫的《量子力學》的中文譯本竟如禁書那樣，不能出版。我們的誠實勞動，得不到承認。共產主義的價值觀，絕不同於贊皇農民的價值觀。
幸好，這個譯稿沒有被丟掉，輾轉保存了下來。直到1980年，即開譯此書之後的第18年，才得以出版。等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書出版時，那個在妊娠期中即得益於量子力學的胎兒，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已長大成人，進了北大技術物理系，恰好在學量子力學。而那位最早推薦我譯此書的教授，則由於受不了政治迫害，已自殺多年了。
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即席夫《量子力學》的受益者，出生在1963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個好日子，給我們帶來了一線轉機。
經錢臨照先生介紹和推薦，我認識了物理研究所的李蔭遠教授。李蔭遠教授當時是物理所固體物理理論研究室主任。他接受我參加他的研究組。這對我有極大的好處，一則研究條件比科大好得多，物理所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物理研究機構；再則，凡是我與物理所成員合作的文章，都可以通過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政治審查，因為，不經科大投寄，科大不會審查。而物理所的政治部門又不會審查到我。我在政治上不屬於物理所管理。就這樣，利用政治與研究二者的交叉錯位，我的一篇篇論文成了一條條漏網之魚。為此，我一生都非常感謝這個“錯位漏洞”的發現者和提供者，錢臨照和李蔭遠兩位先生〔不無巧合，錢先生的專長之一，即是固體中的位錯（dislocation）〕。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體物理。最初，我研究雜質在固體中的作用。那時，物理學已經知道，一塊很理想的晶體，只要摻有極少量的雜質。其性質就會大變。可以說，整個晶體的性質是取決於那極少極少的雜質的。這不是新課題。做了一年，發表了兩篇論文後，我又改向激光物理。
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1963年，中國有了第一支激光。後者就是在物理所製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領域，剛剛在開拓，所以，有極多的課題有待於研究。當時我選中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激光的相干性，研究激光發射的線寬；一是非線性光學效應，集中於雙光子效應。除了在科大上課和政治學習外，我全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後，最成功的一年。1964年一年裡，我一連完成6篇論文，其中4篇在當年的《物理學報》上就發表了。那一年，我是《物理學報》上發表論文最多的兩個作者之一。錢臨照先生看到我時，也每每露出一絲會心的微笑，好像那也是他的成功。
不幸。我們又錯了。
儘管，我們的每一絲成功感全然是來自物理學的，絕無一絲有損於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儘管，我的論文所討論的全是激光的光輝，絕無一絲有礙於毛澤東思想的無上光輝，然而，1965年新年一過，我就再次被懲戒，要我再次去農村勞動。
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位居第九的彭真，任北京市長。可能他也研究了“雜質問題”，他和公安部長羅瑞卿發明了一個新名詞——水晶城，即全體居民中沒有任何階級敵人的、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城市。他們要把北京變成一個水晶城。於是，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即戴“帽子”的人一一被勒令遷出北京，我雖不是正式的專政對象，但也算一個“雜質”，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對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這類的雜質。開始我們都在北京西南的長陽農場勞動。勞動的內容與贊皇沒有多少兩樣。不同的是，這時的農村早失去了大躍進之前的質樸和自然，下放人員也毫沒有50年代的天真和激情了。除了勞動，每天都有政治學習，強迫每個人每天說謊、誇大、唯心的起誓、做作的忠誠，強顏的笑。人人都把內心深深地掩藏在一副猥瑣的臉孔之下。人人都明白，無論你再多麼勤奮，再多麼虔誠，也不會洗去身上的“雜質”印記，就如《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一樣。無論多麼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塊麵包之罪，也不能免於終生被追捕的命運。下放長陽的人，也沒有別的希望，只有等待著自己被逐出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調我去遼寧省營口的一個電子工廠。此一去，也就永遠離開北京，也永遠離開物理學了，同我一起在農場勞動的人，接到命令後，一個一個地離去了。我也準備走。在那個年代，絕少可能違抗這種調令，要知道，全國都是無產階級的天下。
後來，我終於沒有走，算是一個“奇蹟”。
事情的變化源於嚴濟慈先生。他當時是科大的副校長，又是中國物理界在世的最老的前輩。一天，嚴先生拿著我發表的論文找到科大黨委書記劉達，表示不解，為什麼要把正顯露出研究才華的年輕人調走？就這樣，劉達取消了成命。
的確是一個奇蹟，因為，在那個年代，它是一個極小概率事件。一，雖然嚴先生是副校長，但他對科大事務並無權力，因為他不是黨員。大學一切事務均由共產黨黨委負責。一位非黨副校長為一名物理助教的調動向黨委進言，是極罕見的。因為，人事工作更是不容非黨人士干預的禁區；二，一位黨委書記竟接受了這個意見，把一個有案可查的“雜質”留在大學，這也極罕見的。後來。這位黨委書記，劉達，倒也常來關心我，1987年，我第二次被開除黨籍時，他早已退休，但還來關心我，說：
“共產黨不喜歡你！”
我沒有回應，停了幾秒鐘，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語：
“共產黨也不喜歡我！”
這可能就是1965年他能接受嚴先生意見的原因。可見，那年我遇到的是一個二次方的罕見事件。
1965年秋天開學後，我從長陽農場回到科大，又重新上課。課目是量子電子學。我也從助教成為講師。雖然有了轉機，我還是心中有數，我是當局不喜歡的人。不喜歡，就不喜歡吧，人總不能為求別人的喜歡而生活。是個“雜質”就是個“雜質”吧，也不必去追求改變自己的本性。一個社會，也許就像一塊固體一樣，它的許多性質全然決定於這些極少極少的雜質。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雜質原子遠比一個馴服的原子具有更大的力量。羅曼·羅蘭說過：“在這前進的歷史戰車中，我們並非微不足道的小輪子。”
是的，那怕我們只是極少極少，我也並非只是一個不足道的小輪子。
只要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就是在參加當代的創世。
9.帝制下的歲月
從長陽農場回到科大後，又過了一段比較平穩的日子。每天以教書或研究度日，雖無大快事，但論文能一篇篇地發表，倒也自得其樂。不到一年，我的論文就發表到了第十三篇。這個倒霉的數字剛到，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與以前各次政治運動不完全一樣。以前的運動都有很單一的打擊目標，“肅反”是打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反右”是打擊右派分子，目的清楚。但是，文化大革命則說不上誰是唯一要被革命的對象，也說不上誰不是。亂鬨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到底算一段什麼歷史，似乎至今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
就我自己的答案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是很單一的——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稱帝期。儘管毛澤東一直沒有為自己起一個帝號朝名，但說他稱帝，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實質上都沒有誇張。如上章說過的，早在60年代初，大學教師就常常尊稱這位最高領袖為“皇帝”了。毛澤東的形象已經從一個民族英雄變成了一個皇帝。他自己也常公開自比為曹操或秦始皇。
文化大革命時，在形式上也完成了稱帝。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中國共產黨頒發的所有文件上，主持的所有會議上，凡是稱到毛澤東先生，一律都要三呼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根據中國共產黨自己所審訂的（現代漢語詞典），“萬歲”一條的註釋是：若作為對人的稱呼用，唯一的解作“封建時代臣民對皇帝的稱呼”，並沒有說也可解作“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時代公民對領袖的呼叫”。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70年代末，我一個同學的兒子準備考大學，複習各門功課。當他複習到政治歷史，正努力強記綿延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各王朝的名稱時，突然覺得缺了一朝，問他的父親：
“中國現在叫什麼朝？”
該父親經此一問，哭笑不得，一時語塞，氣而答：
“什麼朝？毛朝！毛朝！鄧朝！鄧朝！”
提問的那個兒子，絕非弱智兒童。他後來考上北大，畢業後又去美國費城的大學去唸物理博士學位。那位父親即我大學時的實驗夥伴侯德彭（那時他已是廣西大學校長）。
上述父子二人的一問一答，似乎荒謬，但實質並不錯。中國的帝制，雖然名義上在1911年就被共和制替代了，然而，幾十年來並沒有完全斷絕。1915年袁世凱稱帝，1932年到1945年溥儀在“滿州國”復辟，是兩個最出名的例子。但二者都不是最成功的。前者只存活了81天，後者實質是日本帝國的傀儡。
最成功的，當推毛澤東的十年稱帝。
進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1966年6月1日，科大就同其他大學一樣，停了課。圖書館、實驗室也都關了。教師學生一律投入了政治運動。一些學生組成了紅衛兵，揪鬥和聲討黑幫。紅與黑之間的混戰開始了。
在運動初期，還沒有輪到我成為被揪鬥的對象，我還算一個“革命”群眾。首批的鬥爭對象主要是毛澤東自己的同僚，如劉少奇等，以及他們在黨內的大小支持者，統稱黑幫。也有不少知識分子遭到批鬥，但大多是報紙上常見姓名的那些老權威。幸好，紅衛兵根本不去看《物理學報》，否則若按當時發表論文的數量分類，我就很難在首批批鬥中倖免。
當然，我也不可能是批判別人的主角。在批判會上，我只有喊喊“萬歲！萬萬歲！”的權利。總之，我不在運動中心，既不屬於紅方，也不屬於黑方。回到家裡，我甚至還可以做一點研究，那時我正研究非線性的拉曼（Raman）散射。論文已經無處發表了，《物理學報》已在6月停了刊，其他學術刊物也一律停刊。
那時候，科學院的圖書館還沒有徹底關門，偶爾還可以進去看書。我記得，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發現和它的熱宇宙學意義，我就是在那個圖書館裡從一本《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上看到的。這是現代宇宙學第一次引起我的興趣。隨後不久，這個圖書館也關了。我的宇宙學興趣，就如1958年我對李淑嫻的戀情一樣，“冷凍”了。
當時，溫度最高的是紅衛兵。之所以一下子有如此多的青少年投入了對毛澤東的崇拜狂熱，重要原因之一是1966年8月開始了革命大串聯，即紅衛兵可以免費乘火車到各地去鬧革命。無論誰，只要宣稱自己是紅衛兵，喊幾聲“萬萬歲！”，不需其他證件，就可以自由乘車去任一想去的地方。這樣一來，狂熱者大增。到1966年10月，全國火車都免費了，任何人，只要宣稱自己去革命，就可以自由上車。
我的許多同事也混跡這一潮流中，“革命串聯”去了。其中也包括上章提到的A和B，他們的“革命目標”是原屬西康的甘孜地區，雖然那裡只看得到藏民的犛牛，但他們還是宣稱要去那裡“鬧革命”。就這樣，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場免費大旅遊開始了。其規模之大，只有1958年的一場免費大吃飯可與之相比擬。
11月初，我也禁不住免費旅遊的誘惑，約集了六個同事，也去革命大串聯。我們稍事準備後，即從北京車站出發。一開始，我們還有些害怕。因為，六個同行者中有三個半是“雜質”，即一個開除過黨籍（我），兩個遭到過青年團的處分，一個是從印度尼西亞回來的華僑（當時的華僑一律相當於半個雜質），所以，很怕別人來甄別我們的身份，遭到批鬥。不過，一當進入串聯的人流，我們的恐懼就迅速消失了。周圍的紅衛兵雖然極多，但絕大多數是巴望著快上車，到外地去“革命”，很少再管他們近旁是不是就有他們要革命的對象。當然，我們也做了周密的準備，以防不測。臨行前，我刻了一個大圖章，字樣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七一戰鬥隊”。那個革命非常時期，成立任何“戰鬥隊”都不需要到公安局去註冊和登記。因此，誰要來識別我們的身份，就有“七一戰鬥隊”的大印可以證明我們都是戰鬥隊員。
革命串聯，或革命旅遊，的確需要戰鬥的精神。每次上下火車都是一場戰鬥。因為火車全部開放，所有車門或車窗都可以自由出入，可想而知它是如何地擁擠。我雖然已是大學的講師，但在上下車時，也顧不得講究講師應有的體面了，同樣也從車窗爬上爬下。好在那時我30歲的身體還很有力氣，不怕擁擠，足以同年輕的紅衛兵抗衡。
可惜，我們在北京站就爬錯了車，那是一列開往南京的車。南京我早去過，本不想再去，而想去更遠的地方。但是，在我們後面爬上來的人流堵死了我們後退之路，要想再換到其他列車，絕不可能了。只好去南京吧。
列車開出後，擠累了的人群漸漸入睡，但是擁擠的壓力並不因大家入睡而有所減少，這時仍須對抗周圍壓過來的力量。半夜時分，我們忽然被驚醒，只聽到有人狂喊：
“沒有空氣了！沒有空氣了！”
聲音來自車座下面。那些有幸鑽到車座下面的人，原來很得意，因為那是一個封閉的小天地，再沒有人能擠進去了。他們沒想到，連空氣也擠不進去了，以至呼救要氣。於是，被驚醒的我們也就一起高喊：
“發揚革命人道主義，給他們一點氣！”
趁著喊聲，大家一齊用力擠出一條縫隙，讓空氣能進入車座底下，去拯救座位下的缺氣者。
此一路我們前後周遊了南京、蘇州、杭州、上海。這些都是我去過的地方，沒有新鮮感。唯一新鮮的是，從蘇州到杭州一路，我們乘的是輪船，也是免費的。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的千里大運河上航行。這條大運河，從公元7世紀開鑿，就被皇帝看中了可以藉此旅遊。最風光的是二百多年前乾隆皇帝沿大運河下江南。他遊蘇杭時，同我們那天的航向一樣。據說，當年他的龐大船隊沿河南下時，兩岸不斷有老百姓高呼“萬歲！萬萬歲！”。在我們的12小時航程中，船艙裡機聲太大，聽不到岸上是否有“萬歲”呼喊聲。我們只嗅到灰黑的運河水發出的一股一股難聞氣味。
杭州是我老家，所以，我成了我們“七一戰鬥隊”的當然導遊。遺憾的是，我們遊西湖那天，正下小雨，湖景和遠山都看不清了。有的戰鬥隊員很掃興。儘管我多麼強調，西湖是“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看不清時，更可以想像它的美。然而，終歸不能使一些缺乏想像力的隊員打起精神。
在離開杭州時個個都打起了精神。在杭州站等車的人太多，太擁擠，無法上車（凡是風景好的地方，來“革命”的人一定也多）。於是，鐵路人員想出了一種聰明辦法。每逢火車到站，並不通告火車停靠的精確位置。只通知凡欲上車者跟著帶路的鐵路人員走。這時只見，帶路的人越走越快，從走再變成跑，越跑越快，這樣，跟著他跑的人群自然地形成了一個有前有後的賽跑隊形，不再擁擠了。凡跑不快的人，被拉在後面，也就上不了車。經此一役，我們“七一戰鬥隊”全軍覆沒，跑散了。大家沒有能上同一班火車。我和其他兩個隊員跑上了一節悶罐車，即平常用來運牲口或運犯人的，沒有座位，只有很小的窗子，中間放一個馬桶。後來看電影，發現它同當年希特勒運送猶太人用的列車一樣。我沒有坐在馬桶附近，一夜很快過去了。
串聯人員在各地的食宿由當地大學或其他組織提供。住宿完全不要錢。吃飯只要很少的錢，如果沒有錢，也不要緊，只要寫一條子，或口中念念“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之類，費用就由毛主席付了。很像中國古代的遊方和尚，走到哪個廟，就在那個廟掛單，無需付錢，只要口中念念“阿彌陀佛”，費用就由天堂的財政部交了。
為時三個多月的革命大串聯於12月結束，我們跑散了的戰鬥隊員都在1966年底前陸續回到北京。
將來的人一定很難相信，一場政治性極濃的文化大革命，中間插有一場免費大旅遊。但這是事實。我敢說，至少90％的串聯參加者，其目的，或者是純粹的旅遊，或者根本不知道大串聯是要革什麼命，要向誰革命。
本來它就不是革命，而是稱帝。
應當承認，“稱帝”這一認識是我後來慢慢想清楚的。
1949年我在先農壇（編者注：1949年6月30日，作為北京和平解放前入盟的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成員、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首批團員，方勵之參加在先農壇體育場舉辦的中國共產黨生日慶祝大會，在會上見到進北京不久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那種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前，就已經沒有了。大量事實已證明，毛澤東的大躍進等一系列政策是錯誤的。但是，我還覺得他有可能是好心辦了壞事，也許他真的是想要中國快些富強而貿然決定了大躍進。
我早年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那種完全的信賴，在60年代，也漸漸消失了。但我仍認為中國共產黨大大有別於國民黨等政黨，中國的進步只有指望在共產黨本身的進步上。
至於馬克思主義，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依然是我的信仰，還沒有被其他信仰所替代。1965年，一位比我大十幾歲的同事（徐家鸞）說，他很想有機會出國，並且，他的第一選擇是去美國。我則告訴他，如果有機會出國，我的第一選擇可能是蘇聯。可見，當時我的理想仍然是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那個時候，蘇聯的太空探索等科學成就正在美國之上，更加強了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總之，少年時代的理想主義使我接近了共產黨，青年時代的科學追求使我加入了共產黨。雖然，這些信念己一再遭受了挫折和打擊，但它們有時仍不自覺地成為我的寄託所在，幻想所在。
所以，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提出共產黨要革自身的命，又一度鉤起過我的興奮，我當真以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終於認識到了自己政策上的錯誤，要認真地改正以求進步了。我想，至少中國共產黨會像蘇聯那樣，致力於把中國建成一個科學技術發達的社會。
很快，這個幻想又破滅了。1967年，1968年，大學繼續不上課，不招生，實驗室圖書館照樣關門，仍然不需要科學，不需要技術，仍然只有政治運動。而且，避開運動在家裡唸書，也不可能了。文化大革命已發展到了武鬥。大學校園回到了中世紀，淨是提著棍棒戴著防護帽的人，隨時準備打鬥。我們北大的家正好位於武鬥兩派的爭奪區，不可能安靜地讀書。我們五歲的兒子還太小，住在打鬥區，更覺得不安。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只有放棄我們這個經營了六年多的家，回到父母親的家，還是那個利溥營，暫住。
那兩年的運動，洩露出大量中國共產黨高層人物的內幕。就如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我重新認識了斯大林一樣，這些內幕使一大批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我心中的原有形象尺度大大縮小。許多領導人，曾是我尊敬的，現在知道，原來他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竟是如此，我不可能再與他們認同。
一個根本差別是，他們的處世哲學是宗派關係和權力網，而我則崇尚科學方法和原則。馬克思曾說過，他的學說是屬於無產階級黨派的，但也是科學的，即哪怕有關黨派的爭論同樣是依據科學的原則和方法，所謂黨性與科學性是一致的。這個論斷是吸引我投身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從事科學的人，很難再接受非科學的原則，除非人格是分裂的。
然而，大量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高層中間的所謂路線鬥爭，就是一場為權力的大毆鬥和大械鬥，同中國曆代王朝內都要發生的皇帝、重臣、權貴之間的宮廷廝殺，沒有絲毫兩樣。爭奪的成功者，毛澤東不值得崇拜，爭奪的失敗者，如劉少奇，也不值得同情。因為，無論勝方敗方，都沒有我所崇尚的理想主義和科學精神。
擺脫了少年時期的無知崇拜，擺脫了青年時期為追求這一崇拜而帶來的種種苦惱，心情反而更輕鬆了。三十而立的我，知道面前的路會更困難，但我已不彷徨。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輪到我了。
那時，大學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即鬥爭各類“雜質”，又稱牛鬼蛇神。其明細分類計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牛鬼蛇神們都被關在校園裡，不得回家。
我於6月被關。我的分類是“漏網右派”，意思是，1957年我本應正式被定為右派分子，但漏了網。關進來那天當局還派人抄了我的家，抄家倒並沒有損失財產，因為我們沒有除知識以外的財產（儘管我們還是被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最大的損失，李淑嫻和我在1958到1959年間寫的上百封兩地書，在抄家時被匆匆焚燬。
我被關在一棟宿舍裡，它相當於一所臨時性的監獄，由紅衛兵看守。關在一起的共四人，三個人是右派或漏網右派，一個是中學時集體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故稱反革命分子。四人均是物理講師，很不寂寞，甚至還可談談物理。
紅衛兵每天來察看兩次。要求我們每天寫一篇懺悔。其餘時間學習“毛主席語錄”，即有名的小紅書，64開本，256頁。這對我們都不是難事。一篇懺悔一千字，大約半個小時就可以寫好，其中三分之一是抄毛澤東的語錄，三分之一是抄前一日報紙上的宣傳，三分之一是自己的感想，如“我深深地體會到……”等等。後來，我們發現，交上去的懺悔書，並沒有人看。看守也只檢查是否交了，而並不真看。此後，每篇懺悔我就多抄幾份（字體大小略有變化），每隔幾天交上同一份即可。用此工業化方式大批生產懺悔書，效率既高，又有備無患。
可能因我們從不拖欠懺悔書，看守們給我們幾個較好的待遇，每天下午要我們到校園裡勞動，既可曬到太陽，又可鍛鍊身體，大不幸中的小幸。我們的勞動是和稀泥。當時，大字報貼得太多了，當局已經沒有經費再供應麵粉制的漿糊。於是，有人創造了用稀泥作為漿糊的代用品。我敢說，這一項創造是使大字報歷時十年而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冬天，鬥爭更加緊了。大學已由當局派來的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管理。全校已有四百餘人被關了起來。每逢吃飯時，這些被關押者一律要先排好隊，魚貫進入食堂吃飯。80年代初，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工作，有時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正式晚餐的上席（High Table）吃飯，也類似地先要排好隊再魚貫進入餐廳。最受尊敬的與最受鄙視的兩種生活，有時在形式上是一樣的。
那時，錢臨照先生也被關進來了。他是特務嫌疑。1949年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代理總幹事。中央研究院遷臺時，他去過臺灣，而後又回到大陸。為什麼回到大陸？理由不明，故有特務之嫌。
有一段時間，錢先生同我被關在同一房間。同室六個人。當看守不在時，錢先生有時講講他早年在英國時的生活。他是庚款學生，30年代在倫敦唸書。當然，這種回憶是絕不能讓看守聽見的，這屬於“留戀舊世界”，一經發現，少則捱罵，重則批判。好在錢先生雖已六十多歲，但仍機警異常。有一次他講，他去劍橋找王竹谿、李國鼎等人玩。劍橋多丘陵地，他騎的自行車正逢下坡時，剎車壞了，車速愈來愈快，他大感不妙……砰！一個看守突然打開了我們的門，可能這個看守在門外隱約聽到我們屋裡的說笑。可是開門後，錢先生的話戛然而止，我們也都面帶虔誠地學習“毛王席語錄”。看守走後，錢先生未再接著講。至今我還不知道那次他的自行車下場如何。
別以為那時我們的生活只有這類喜劇或鬧劇。
一個化學系的蔡姓講師，也是1958年來科大的，原也是北大的學生，比我低兩班，也因“漏網右派”之名被關。化學系的牛鬼蛇神就關在我們隔壁，每天吃飯時可相互看到。一天吃飯回來，他不見了，他趁吃飯出房門時，直奔窗口，從四樓跳下，當即死了。
我的一個同事季為之，也是講師。他並沒有被關進來。但如果再擴大，就有可能輪到他。一天，也不見了。後來在一個實驗室裡被發現。屍體已僵了。屍體上纏了幾股裸的電線，連通電源。他擅長教電動力學，最後也用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個比我低三班的北大物理系女同學，畢業後也來科大，是一個助教。政治上並不算雜質。一天也被別人發現倒在大樓頂上，已經死了，經檢查，是服毒。實際上，當時她並不是被批鬥對象。完全是由於經受不住天天看批鬥會上的恐怖氣氛，神經不支而輕生。
相比而言，科大的批鬥會還不是最恐怖的，科大總共約有十個人自殺，是在當時的平均自殺率之下。
我們注意到，自殺概率最高的是那些即將被批鬥，或自我感覺即將被關的人。至於已經被批鬥，或已經被關的人，自殺率又變低了。人最恐懼的是當大禍即將臨頭的似有似無時期。大禍已經到頭上時，也就容不得恐懼了。中國的刑罰歷來推行斬首示眾，就是利用這個心理學。看斬首的人平均要比被斬首的人更害怕。毛澤東也懂得中國皇帝的這個傳統，他發明了所謂“帽子拿在手上”，即不立即戴帽子，而讓這些人感到時時有大禍（帽子）臨頭的可能。許多人即在這“拿在手上的帽子”的恐怖下自殺。
既然我們已經註定了要被批鬥，帽子已經戴到了頭上，反而安靜了許多，也無妨聽聽在劍橋騎車的故事了。
第一次自殺高潮在1969年春結束。
1969年3月，科大全校被當局派去修鐵路。
文化大革命期間，修鐵路一直沒有全停頓。我們修的是一條從北京到山西原平的鐵路。這條路有極重要的功能。在北京的一端，這條鐵路與北京城區的地下鐵路相聯。而地鐵又直通中央要人的聚集地。它的目的是，如果北京有事變，國家要人即可乘地鐵迅速轉移出北京。1989年六四事件前，許多士兵即已秘密到達天安門的地下，就利用了我們參加修築的這條京原線。
中國修鐵路的主力是鐵道兵，完全是一個軍隊。雖然我當時仍屬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但到兵營後，所有知識分子都降級，成了被教育對象，所以，對專政對象並無更多限制，我們同所有人同等待遇，這樣，我們的地位反比在大學裡“提高”了。按軍隊編制，我們被編成班、排、連。每一排人都睡一個大帳篷裡，很擠，每個人只有一米多寬的睡覺空間。我的排長程福臻與我相鄰，後來，他是與我合作研究天體物理的一個主力。
我們修築的一段鐵路，是良各莊車站，它在周口店附近。由於這條鐵路的目的之一是撤退，所以它一路有許多隧道。我們的工作地點就在兩個隧道之間。一個80米的隧道已打通，另一條長的尚在打。隧道內的工作全由鐵道兵做。
我們的任務是炸山開路。良各莊本是兩山之間的一個很小的山村，周圍並無平地。為了修路，兩邊的山要開出隧道，再用山石把村莊附近墊平，以使火車能在此交會，所以，大量的工作是搬運山石。
全體築路者分成五個班，每個班工作6小時，輪流不斷，所以，一班工作之後可有24小時的休息。6小時的勞動，是很緊張的，而且有危險。每次開工之前，上一班剛剛炸過山。這時，山上虛石很多，不小心就會由於踩到虛石上摔倒，加之，剛爆炸下來石頭稜角鋒利，若摔到這種石上，皮肉很容易被割破。所以，第一關是要學會在炸後的山上站穩。
搬石也是險象環生。第一步是從山上把石頭推下來。這時，山的上下都有人。如果一塊塊地推危險不大。但有時虛石太多，推動一塊就會引起石崩，大小石塊一齊衝下山來。在山下工作的人就極易被砸傷。如果發生在夜間工作就更危險，往往看不清向你衝來的石頭。所以，當手在工作的時候，耳朵也要處在警戒狀態，一聽到山崩聲，立即找一個拋物線達不到的死角躲避。後來，凡有石崩跡象，山上的人大喊，向山下人報警，安全係數大為提高。
推下來的石頭，再裝上斗車。斗車可在臨時的小鐵路上運行。一輛裝滿石頭的斗車一個人即可推動。推到下坡的路上，人還可以跳到車上，隨著車下滑，很是愜意。但是，也有的人，可能太愜意了，忘了剎車，或剎車不靈，人車一起翻進谷底。
所有這些工傷都發生過。幸好都未致命。但有的傷成了終身性的。我的一個同事（後也在天體物理組）的右手食指被砸後永遠不再能伸直。一個極奇怪的現象是，雖然大小受傷者很多，但沒有一個是被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我連一毫米的擦傷也沒有，完好無損。不知造物主是否在冥冥之中保佑著我們這些帝制下的受難者。
工作習慣以後，我倒很願意上夜班，即從午夜12時到清晨6時。我們是在山上，每到4時許就看到遠遠的天邊開始變色，漸漸擴散開來，在這似亮未亮之際，天空似乎讓你感到它飽含著無窮盡的希望和嚮往。有的人看日出，僅僅看太陽出現時的一霎，其實，正孕育著光明的黑暗才是最動人的。其道理就如帽子即戴而又未戴到頭上時最可怕一樣。
修路於1969年5月結束。結束之前，李淑嫻和我們的大兒子方克來工地看我。我們一起去周口店，它距我們工地很近。在周口店發現“北京人”的地方，有一個人類學博物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博物館也關了。不過，博物館的圍牆很矮，六歲的兒子也可以爬進去。“北京人”骨的發現地和他們的洞穴還完好無損，沒有被革過命的跡象。可能他們是唯一沒有被按階級分類的北京人。
有人喜歡稱中國人是炎帝和黃帝的子孫。其實，中國人大部分都不是炎黃的子孫。因為，炎黃僅是黃河流域的兩個部落。他們征服了周圍的部落而形成中國的初民，所以，那些被征服者的子孫，和那些後來才被溶入中國的蠻夷，都不是炎黃的子孫。我的老家如根植於方臘的徽州，則一定不是炎黃的子孫。
也許中國人中，真正是周口店“北京人”的後代的，遠比真正的炎黃子孫多得多。所以，從人類學看，也許說我們都是“北京人”的子孫更合邏輯。參觀周口店後，我明白了，子孫之說，根本不是人類學的，或血統的，而是政治的。炎黃子孫之說，很可能最早就出自炎黃或他們的繼承者，為的是使他們的“帝”位有血統的依據。中國的皇帝一向稱被統治者為子民，所以，凡稱被統治者為子民的統治者，實質就是皇帝。不是嗎，今天的稱帝者也是宣稱人人都是黨的兒子。特別，對兒童的開宗明義的教育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我要告訴我兒子的是：你不是毛澤東的孩子，你是你自己！
10.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1969年5月到1969年8月，在我們的小家庭歷史上，是極平凡的三個月，但也是極為稀有的三個月。
我們的小家庭一共四口人，兩個兒子，方克、方哲，以及李淑嫻和我。從我們結婚到兩個兒子相繼降生，再到兩個兒子長大上大學，二十多年裡，一直是和平時期，只是邊界上有一點小戰爭，對偌大的中國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按常理，這種和平時期的小家庭，雖不一定都有大幸福，但至少不會有戰爭時期的子散妻離。
然而，我們一家只在上述的三個月裡，算是有過真正的團圓，所有其餘的二十多年裡都是分離的。四口人，或一分二，或一分三。這幾十年的和平時期被迫妻離子散天各一方，並不僅僅限我們一家，也不是少數幾家。許多我的同齡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家庭都有類似的經歷。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大特色。不幸中的大幸是，我們還只是妻離子散，沒有家破人亡。
1969年5月我從良各莊工地回到科大後，被准予回家。這距我被關進學校已快一年了。我的小兒子是在我被關後的第九天，即1968年6月12日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時，他也快滿一歲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他。
其後三個月裡，一家生活很平凡。我雖然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但也可以每天回家。星期天還可以帶兩個兒子去景山公園、中山公園玩玩，也能一享天倫之樂。這三個月是兩個大風暴之間的短暫間歇期，有如兩條隧道之間的一個小小的良各莊。
依然不能唸書。武鬥和抄家，使書丟的丟，藏的藏，一時難找到了。圖書館仍不開。這時，我的剩餘精力全用在了沖印相片上。我自制一個放大機，很成功。初中時，我曾做過一個針孔照相機，沒有照成相。沒想到，二十年後，我才用放大機彌補了這個遺憾。夜間很容易佈置一個暗室，於是，一到晚間，我常常印製照片（印相），興致一來，持續到深夜。這也不會引起睡眠不足，因為，在白天的政治學習中，人人都是處在半睡眠的狀態，等價於休息。
新的一輪風暴始於1969年夏末秋初。首先是北京大學宣佈全校將遷往江西鯉魚洲。接著，北京市的其他各大學也紛紛宣佈將遷出北京，北京的大學遷出北京，在歷史上有過一次，是1937年當日本即將打入北京的時候，大批學校遷往西南，那是戰爭所迫，是逃難。和平時期的文化大革命，也來了一場完全一樣的大遷校、大逃難，是出於共產黨的一條意識形態原則：和平會使人變成修正主義，鬥爭和戰爭才使人永保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當局於1969年秋正式發佈命令（即所謂林彪一號命令）：蘇聯即將入侵，戰爭要來了，所有大學都必須儘速遷出北京。
李淑嫻首批被遣離北京去江西。臨行前，她、我和大兒子再次一起遊頤和園。頤和園雖然世界聞名，各地來的遊客不勝讚賞唏噓，但對我們來說，頤和園裡的所有景色都很普通。從大學開始，每逢夏季我們幾乎天天都來這裡游泳，再美的景色對我們都已沒有感動力了。但是，那天我們卻著意選了幾個最美山亭水榭，照了相。
1969年8月29日，李淑嫻啟程南下，一家的團圓生活就此結束。
科大也要遷出北京。
如果真是由於戰爭將臨，當局要大學首先遷離，那麼大學可真是最受國家重視的寶貴財富了。實際情形剛好相反。科大接到遷出北京的通令後，有三個月遷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個地方願意接受科大。當時，科大曾派人分頭去四川、河南、山東等省聯繫外遷，都失敗而回，沒有一個地方歡迎科大。只有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陽縣，還有一點尊重智者的遺風，表示歡迎科大來諸葛亮的茅廬辦學。顯然，一個茅廬容納不下整個科大。
北京的其他大學也遇到類似的反應，各地都不歡迎大學搬到他們那裡。在那三、四個月裡，北京的許多大學，包括科大在內，是被北京市無價轉讓的“寶貴財富”，擺在外面，任人挑揀，但竟沒有人要。也不怪沒有人敢要大學，毛澤東給大學的總評語是：池淺王八多。誰還願意接收這種中國人最鄙視的動物？
最後，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遷到省會合肥。安徽以盛產王八出名。中國出口賺取外匯的王八，80％出於安徽，所以，王八的名聲，在安徽並不算太壞。
於是，全校遷往安徽。搬遷過程極匆忙草率，無異於逃難。後來統計，全校的儀器設備有一半在搬遷中被毀壞。還沒有看到一個入侵者，輜重已經自損一半。
1970年1月，春節一過，我即隨科大物理系的一批教師和學生動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並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大學教育。到那時，大學停課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繼續停課。大學的任務不是教育，而是接受無產階級的再教育。
因此，火車一入安徽，並沒有送我們去合肥辦教育，而是徑直開進淮南礦區，要我們去接受煤礦工人的再教育。
淮南煤礦位於八公山一帶，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公元4世紀，前秦苻堅領兵攻打東晉。進抵壽陽縣後，苻堅登上城牆遠望敵情。那時還沒有望遠鏡，他只遠遠看見晉軍陣容嚴整，不容小視。而且，他發現晉軍陣後的八公山上也人影晃動，望不到盡頭，似有大量的後備隊。這令苻堅大為驚懼，終至被晉大敗於淝水。是為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
後來知道，是役苻堅之所以大敗，全在於他看花了眼。原來八公山上根本沒有一個兵，苻堅把晃動的草木都誤認為是晉軍了。這就是“草木皆兵”一典的來源。苻堅也因此被譏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來，苻堅也可能是對的。不是嗎，就是有了望遠鏡的今天，偉大的統帥不也是沒有看清一兵一卒時就發佈大搬遷、大撤退的命令嗎？
我們到淮南時，八公山上已經沒有草、也沒有木了，是禿山一座。由於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勻的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極難看的坑凹地貌，真是一個禿頭上再長癩痢，沒有一點古戰場的兵戎氣勢。只是壽陽城牆還在，它比一般的縣城城牆高大，還可以想得到苻堅登高遠望八公山時的驚恐神態。
我們被分配在謝三礦。它是50年代用蘇聯的技術修建的。在淮南礦區中，它是最好的幾個礦井之一。日產量二、三千噸，煤的品質也很好，大都運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課，就是下井挖煤。除了婦女和55歲以上的人，一律都要下井勞動。
第一次下井印象最深，首先換衣服，領礦燈，全副礦工打扮。然後坐豎井上的纜車，垂直降下，進入地層。謝三礦的煤有兩層，第一層深100多米，第二層深300多米。我們先到第一層。
下井後，由礦工帶我們去回採區，即挖煤的地方。開始的大巷道，直徑約5米，很寬敞，也有路燈，類似地下鐵路的通道。進入支巷道，路燈就沒有了。除了人人頭頂上的一盞礦燈外，沒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隨。這時，最重要的是，緊緊盯住前面的晃動的燈光，隨著他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極易使你看不到前面的人的燈光在哪裡，眼前只有一片漆黑。遇此情況，絕不要亂動，因為巷道網錯綜複雜，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迷路。如果誤入瓦斯區，還會有生命危險。
越接近回採區，越難走。已經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個人匍匐爬行。進入回採區，空間又略為寬大。那是一個用密密的鋼柱在地層裡硬擠出來的一個空間，約兩米高，六米寬，三十多米長。人群沿著30米的工作面（俗稱掌子面），默默地排開，開始挖煤。
挖煤的方式很像挖山石。先在掌子面上炸開煤層，有一條傳送帶（俗稱溜子）沿著掌子面放置，只要把你周圍的煤鏟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搬山石容易。但是，這裡看不到山石滾滾而下的壯觀景色了。在黑暗之中，除了腳下的煤，腳邊的傳送帶外，什麼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鄰的同伴。因為相互看不見，就也極少談話。工作時，除了聽到鏟煤聲，溜子的轉動聲外，人群總是默默的。
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腳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傳送帶，向下溜。他大叫起來，人群才被驚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從傳送帶上拉了下來，免於變成一塊煤的命運。黑暗也保護了他，沒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像一塊煤那樣被傳送時的狼狽相。隨後，人群又復歸默默地勞動。
“吃飯了！”一個聲音傳過來。工作停止，大家沿著掌子面一排坐下來。這時，一個布袋從排頭起一個人一個人地傳過來。袋中裝有大餅，每人從中拿一個，這就是全部午飯。幾分鐘後，再傳過來一個水壺，每人喝一兩口，再遞給下一個人，這就是全部飲料。吃飯之前沒有洗手，礦下沒有洗手的地方，也沒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見的環境裡，人似乎會失去許多常規的感受力。
上井以後，才發現全身是多麼的黑。這時，再有大餅一定不會抓來吃。礦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來。不過，這樣的水照樣可以把身體洗白。
幾次下井之後，就習慣了。有一次我和少數幾個人還去掘進區去勞動。任務是開掘巷道，把煤層切開，為回採開闢工作面。這裡比回採區艱難。不能通風，空間裡飄滿粉塵，地層不斷散發出被壓抑了幾億年的熱，溫度極高，人人都是赤條條地工作。煤層中的掘進很不同於挖隧道。隧道總有一個預期挖通的時候，總會感到前面必有光明，而地層中的掘進者是絕無可盼望的光明，從一個黑暗再挖向另一個黑暗。慘淡的礦燈下，只隱約可見赤裸人體在黑暗中向前蠕動，從一個黑暗蠕動到更黑暗的前方……
地獄的黑暗，可能也不過如此了……
很多人，包括馬克思在內，都很喜歡引用但丁在《神曲》地獄篇中的下述名言：
在地獄的大門上寫著：
“在這裡，請丟掉你的一切恐懼和怯懦。”
但是，等我從三百米地層下的赤條條狀態回到地面之後，我的第一個發現就是，詩人但丁掛在地獄大門上的那塊牌子，可能是掛錯了地方，它應當改掛在那些實行了馬克思博士發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大門口。
這就是再教育的第一課所給我的教育：我開始懷疑馬克思主義本身。
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煤礦工人是一種最典型的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現在，我的周圍都是礦工。但是，我並不感到馬克思所預言的，這些典型的無產階級有興趣要對我實行專政。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是：工人、農民和軍隊是他們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支柱。到1970年春，我在三種支柱中都生活過了，一點也感受不到這些支柱有興趣要對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甚至，我頭上的帽子“漏網右派”是屬哪一門哪一路，他們也根本沒興趣打聽。
相反，我倒還交了幾個這種基礎中的或支柱中的朋友。那位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贊皇農友，在60年代初還同我有聯繫。後來失去音信，不知他是否死在那幾年的飢餓中。勞動兩個月後，有的礦工也很熟了。這些人更不像是為了對我實行專政而同我交朋友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這個問題在贊皇時就遇到過，在謝三礦井下又遇到了。
有一天，我想通了。
那天，謝三礦的井口上，忽然掛上了共產黨宣傳部寫的許多大紅標語，“大幹三十天，產量超萬關”，“五一獻禮，日產萬噸”等等。不外乎希望工人多勞動，多產一些煤，並無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瞭解，多產一些煤，不是很難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說，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時中，只有三小時是實實在在勞動。其餘時間並不真幹活，有時一連幾個小時乾脆靜坐等待下班。因此，我想，只要少休息一小時，就可以增產10％或更多。
可是，“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好像根本沒有看見礦井上的標語。下井後，照樣只工作三個小時，照樣靜等下班。全隊工人皆如此，沒有一點不同於往常。無產階級專政雖很有效，但到一百多米深的地下，威力就差了。當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時，一個工人悄悄地說：
“一天六毛錢，就幹六毛錢的活！”
我找到了答案！原來，礦工也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相反，同我一樣，是現行的專政的對象。差別只是，對我專政的方式是帽子、是“漏網右派”，對他們專政的方式是六毛錢，即下井一次的補助費。我被專政體現在我沒有權力摘去自己的帽子。他們被專政體現在他們沒有權力參與決定這下井的六角錢，雖然名義上他們被稱為是“國家主人”。所以，無論誰，只要一開始掌握專政，礦井下的挖掘者就不再與他們認同了。
這個看法，後來又有旁證。
5月間，當局令我們去瓦堡湖（它就在壽陽城南），對我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這也是一種再教育。我們都很熟悉這種老套活動。由農民回憶農村以前的苦，以印證現在社會之甜。按照當局的預想，農民都會說，在舊社會他們生活像奴隸，很苦很苦，共產黨來後，他們成了主人，幸福幸福。雖然是老套，但能趁機到瓦堡湖走走，換換空氣也不錯。
哪知，瓦堡湖的農民太缺乏意識形態訓練，開始幾句話還很對，如“共產黨解放了我們”等等。待到回憶苦日子時，他們竟說，他們最苦的經歷，是大躍進後的三年饑荒。然後大講那三年裡餓死人的種種場景。聽到這裡，我們這些正在接受再教育的人，點頭不是，搖頭也不是，更不敢笑，只能把不可言傳的混雜感受憋在心裡。主持再教育的幹部，雖感不妙，但也不能打斷農民的報告，因為他自己剛剛宣稱他也要努力向農民階級弟兄學習。直到最後，為了給農民的報告一個正確的解釋，這位幹部在結語中說，“大躍進時與解放前不一樣。解放後，農民當了主人。”一個絕妙的解釋！意思是，此一餓死與彼一餓死並不一樣，當奴隸時的餓死是一種苦，而當“主人”時的餓死則是一種甜。“甜”餓死論發明了！安徽全省人口四千萬，在那飢餓的三年裡，有三百多萬人即如此地被“甜”死。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支柱之一——農民，所面對的命運。可見，他們也是被專政者。
總之，馬克思博士發明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無產階級如何能去專政？只要誰能專政，誰就一定不是無產階級了。馬克思的追隨者則進一步使空想變成了虛偽和殘酷。
夏季開始以後，再教育再度走向殘酷的鬥爭。
新一輪的鬥爭，名叫“抓516分子”。何謂516分子，可能在任何百科全書裡都查不到它的確切解釋。反正，它又是一頂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社會主義社會的帽子就像紐約的大街，太多了，又難以區別，只好用編號當名字，現在要抓的是第516號（我第一次到紐約時發現，紐約州的一個電話地區號恰是516，不禁一驚）。
我已經有了一頂帽子，一般說，不會再得到新帽子。《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名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經被無產階級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輪運動，應該輪到其他的人類。516號運動的目標主要是學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
在謝三礦的最後三個月，從6月到8月，是516號運動的高潮。
由於我已是專政對象，即帽子所有者，所以被剝奪了參加政治運動的權利，無權去抓516分子，也無權被抓為516號分子。其實這倒很好。經過整整四年的批判和鬥爭，人人最厭倦的就是政治運動，寧可下礦挖煤，也不願參加政治運動。只是在高壓之下，誰都不得不參加。當時的口號是“誰不鬥，鬥誰”。“鬥”和“被鬥”，任何人都必須二者擇一。而我能被排除在這二者擇一之外，再好不過了，儘管仍是被專政，也有一種輕鬆感。
我仍被派去勞動。有時在井上，有時在井下。後來，我專職拉小板車。這種車是安徽最通用的貨運工具。它是木製的，很像馬車，但尺寸較小，車身寬1米長2.5米，車轅約長1.3米，裝有兩個膠輪。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驢力拉。迄今在安徽省會合肥的最繁華大街上，小板車的數量仍遠遠超過貨運卡車，到處可見小板車流。我就在那種車流中生活了一個多月。
一個人拉車上街，是一種愉快的勞動。因為是夏天，像所有拉車者一樣，我們可以公開脫掉上衣，盡情地享受馬路上的陽光，警察也不會來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費力，下坡時則可人車一起下滑，一張一弛，是一種很有節奏的運動。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個樹陰下小憩，乘涼。渴了，可以買一瓣西瓜吃，沿途到處都有西瓜攤，很便宜。嚴格說，凡被專政者上街買食，都應事先取得監視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絕不會有人來檢查我買西瓜是否持有批准書，因為，那些監視者正忙著抓516呢！沒有監視，沒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陽光，兩邊的西瓜攤，混在小板車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儘管只是暫時的。要知道，一生裡，又有哪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暫時的？我的身體，很得益於那一段拉車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氣和陽光。
每逢拉車回來，那些暫時還沒有被專政也就暫時還沒有自由自在拉車權的同事，看到我被中原的太陽曬成一派古銅色的身驅，眼神里似也有一種羨慕。他們仍在努力地抓516，一個個都是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態。果然，7月一到，蚊子一齣現，瘧疾就開始流行。有一度，我一連好幾天拉的都是病人，從謝三礦到礦區醫院沒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車運送。就拉板車來說，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過板車的人都知道，裝貨太多太重的車，當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車，容易亂跳，拉起來也沒趣味。人體幾十公斤，對拉車來說是一個最佳重量，既不過重，也不過輕。
我記得，小的時候，在北京和上海，媽媽曾帶我坐過幾次人力車。如果說，坐人力車是一種不人道，是有罪的，那麼，我這些天日日夜夜拉病人，足以贖回我的那些罪了。我雖然常常送病人去醫院，也常被蚊蟲叮咬，也沒有打預防針，但我始終沒有得上瘧疾。可能因為我已贖了罪。
流行病並沒有使抓516運動降溫。我雖然不參加運動，但運動的冷熱，是很容易看到的。鬥爭更加速了。學生一個個少起來。凡是有516嫌疑的學生，一個個被隔離，就如清理階級隊伍時我們被關在校園裡一樣。有的學生被關在謝三礦的工房裡，情節嚴重者則被押送合肥。
有一個紅衛兵，原來負責監管我們這些被專政分子，到7月，他不來管我們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監管的對象。
新一輪的自殺高潮開始。
一個學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個很活躍的紅衛兵，從謝三礦被押回合肥。不幾天消息傳回，他從四樓跳下，同那個化學系的講師一樣的結局。
另一個學生，並不十分活躍，7月開始經常一個人無目的的出走。語言漸漸不合文法，行為漸漸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見了，後來在運煤的鐵路上被找到，躺在鐵軌上，兩條大腿都已被火車齊齊截斷，送到醫院，失血過多，當夜就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個病人，也在醫院。在小停屍間外面，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在守衛。因為，安徽的野狗極多，它們嗅覺極好，凡停屍間裡有了新死者，它們就會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叢裡。到了夜深人靜，它們就跳出來用頭撞開停屍間的門，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衛的人就是負責趕走這些想吃鮮血的狗，讓死者得到安寧。這是名副其實的守靈。
這個臥軌者的靈魂，得以安寧，是不多的例外。在當時，凡自殺者，均按反革命論處，死後的靈魂也要遭到批鬥。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無邊，天國也不是反革命的藏身之地。
這就是八公山下再教育的最後一課。
人的軀體和人的靈魂，好像都有自動地尋求平衡的本能。當要向左摔倒的時候，人會本能地向右；當要向右摔倒的時候，人會本能地向左；當在黑暗中時，人會本能地想到光明；當在醜惡中時，人會本能地更向往和諧與美。
八公山下的生活使我受本能的驅策走向了天體物理。我真正地愛上天體物理，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是的，有什麼力量能比得上永恆運轉的天球，可以抵消那井下黑暗枯坐時所感到的壓抑？又有什麼聖潔能比得上繁星密佈的蒼穹，可以清洗那野狗和停屍間所散發的惡臭？
我的一生中已經有好幾次被天穹所吸引。
中學畢業報考大學時，是幻想最多的年代，所以，天文系也成了我的三個大學志願之一。
1958年在贊皇，我又一度熱衷於星圖星座，不是出於幻想，而是為了實用，因為常常需要在夜間趕路，在荒野上，最可靠的指路者就是月亮和星座。
在科大，有一度我負責物理演示室，其中有一臺15釐米的反射望遠鏡，為了調整它，我也曾耗費過不少夜晚去觀察星空。
最後，還有1966年看到的那篇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文章。
然而，所有這些事件都一閃而過，並沒有吸引住我的整個的心。天儘管很美，但終究是太遠了。直到進入八公山下的地層，我才突然覺得只有最深遠的天，才能在這一片汙穢之中使自己的靈魂找到一葉靜潔之地。
很巧，在謝三礦的混亂批鬥中，我居然成功找到了一本朗道（L. Landau）的《經典場論》（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在當時，與馬克勞林級數（Maclaurin series）類似，是禁讀的。不過，516混戰正酣，人人自危，讀書的危險反而小了。那時，為防蚊子，每個人都有一頂帳子，放下帳子來，儘可放心地看書。就這樣，在淮南的幾個月中，朗道這本書成了我的勞動之後的最心愛的，也是唯一的讀物。每當暗夜降臨，一身疲憊躺在帳子裡的我，靈魂往往就已經隨著膨脹的宇宙去尋找那優美動人的原初奇點了。
龐加勒（H. Poincare，1854-1912）曾說過：
科學家並不是因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為他感到樂趣，而他對大自然感到樂趣是因為它的美麗，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認識，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認識，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宇宙是美的，是值得認識的，我值得活下來。我的身和心，都找到了新的起點。
八公山，39度的酷暑、蚊蟲、516、瘧疾、死靈魂、野狗，不論是多麼地骯髒、醜陋和強橫，也不能泯滅由宇宙的驚奇和敬畏所喚起的心靈之美。
11.來到合肥
謝三礦的生活於1970年8月結束，全體物理系教師來到合肥。其他各系的教師也紛紛從各自的再教育地點來到合肥。科大人再度聚集在一個校園裡，科大的合肥時代開始了。
相比北京，合肥是個半開化的小市鎮，人口約50萬。有一個小時就可以走完全部的商業區。街道不分快慢線，汽車，自行車，小板車，驢馬車，以至行人，都常擠在一條路上混雜而行。沒有出名的古蹟。市中只有一個公園——逍遙津。去過一次後，就不會再想去。合肥一帶自古常常是戰場，也是強人出沒之地，民風好鬥。近百年裡，淮軍一直是中國戰場上的重要力量。所以，出自合肥的有名人物，多是軍事政治的。近代中國政治舞臺上風雲一時的李鴻章、段祺瑞等，都是合肥人。
科大的在合肥的校園原來是合肥師範學院的舊址。在文化大革命中，合肥師院解散了。留下的校園給了科大。合肥師院原是個文科學院，只設有文學、歷史、音樂、藝術等系科，沒有物理、化學等理工專業。所以，它的校園裡沒有實驗室，沒有工廠，沒有足夠的電源、水源、煤氣等理工科系所必需的基礎設備。除了幾棟教室樓和學生宿舍外，科大在這裡一切都要從頭建設。
我們並不怕從頭建設，只要確實是在建設。從1958年以後，知識分子就不斷地“下放勞動”、“再教育”，已經很熟悉各種各樣的勞動，所以，並不怕各種各樣的體力勞動。我敢放言，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除了自己的專業本行外，所掌握的其他勞動技能的門類之廣，一定比他們在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多。如果要我們列出自己參加過的勞動種類，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長長的清單。
就我自己說，在這張清單中，除了前面已經講過的種田（包括北方的田和南方的田）、打井、養豬、修鐵路、挖煤、拉車等外，還有如下一些沒有提到的。
1965年秋，我煉過鋼，那是在北京石景山鋼鐵廠。我在轉爐車間勞動，用鐵鏟向轉爐裡投料。現在這種技術已經被淘汰了。我手臂上的一個小疤，就是那時被一滴飛出來的鋼水燙傷的痕跡。
1967年冬，我還去過北京東郊牛欄山的一個維尼綸廠勞動，它是當時中國剛進口的一個設備最新的人造纖維工廠。在那裡是做粗工，沒有學到新技術。
1969年，毛澤東號召“深挖洞”，即挖地道備戰。我也數次參加修建地道的勞動。至於這些地道能否防禦核彈的攻擊，不敢保證。從來沒有做過試驗。
這個清單還在加長。
一到合肥，又增添了一項——燒磚。在合肥的第一年，物理學仍然只存在於我的業餘生活裡，制磚才是我的主業。從1970年底起，我就參加制磚勞動。1971年3月，科大成立了一個制磚廠。我被調去磚廠，成了磚廠的一名主力。科技大學合肥校園裡的一棟化學大樓，就是用我們那時燒製的磚建造的。
“努力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
這些口號和標語，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隨處可見。為了使後世瞭解這些口號的內涵，我有責任記述一下科大的磚廠，看一看在當年，一群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底是如何被勒令為社會主義“添磚加瓦”的。
制磚廠的人員，共13名。除了一名真正的制磚工人以外，其餘人都是從各系抽調來的被專政者，黑八類。值得把每個人的經歷都簡單介紹一下。在下列介紹中，姓名之後的職務是當時的，“現為”一詞意指我寫此書的時刻。
1，陳希孺，數學系講師，1956年留學波蘭，1957年因右派言論被遣送回國，是“漏網右派”。現為一位有名的教授，是中國最好的幾位概率論學者之一。
2，錢大同，數學講師，在磚廠勞動以前，已有統計數學著作發表，言論不慎，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現為科大副教授。
3，鄧偉廉，數學講師。出身顯赫。其伯父鄧仲元是最早追隨孫中山的一位軍事將領，後遇刺，死於廣州，至今廣州還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為國民黨政府所轄航空公司的首領，1949年率所部人員及全部飛機從香港飛回大陸，投向共產黨，這就是中國民航（CAAC）的首批飛機。鄧本人原在燕京大學歷史繫念書，1950年參軍，赴朝鮮打美軍。停戰後，回國，改學數學。因言論得罪當局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70年代末，他移居香港。中英簽定香港問題聯合聲明後，據說已從香港移民去了南太平洋中的島國斐濟。
4，徐家鸞，物理副教授。早年親共，1949年放棄出國機會，響應共產黨號召參加新中國建設。如第9章所述，因他曾想出國，遂即被定為企圖叛國的“反革命分子”，被鬥爭，被打。1981年，他從美國飛去臺灣，作為“反共義士”，得到臺灣當局歡迎，現為臺北一大學物理教授。
5，李先予，力學教授。20年代在上海學工程，曾與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同學，並也在那時加入共產黨。後去日本留學，脫黨，故被定為“叛徒”。80年代初去世。
6，黃茂光，力學教授。40年代留學美國，在康奈爾（Cornell）大學獲博士學位。是中國知名的薄板力學專家。因他與美國朋友有通信，故被定為“特務”。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後，有些認識黃的美國學者也隨之訪華。由此迫使當局摘了黃的“特務”帽子。現已退休，在北京。
7，朱兆祥，力學教授，中國爆炸力學方面的一流專家。1949年以前在浙江大學加入共產黨，從事地下活動，反對國民黨。1957年，因右派言論，被開除共產黨籍，是“漏網右派”。現為寧波大學校長。
8，魯陽，化學講師。1957年右派。1936年，主張抗日的“七君子”遭國民黨逮捕，一時轟動國際，愛因斯坦也發過聲援電報。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是魯陽的姨母。不過，這層關係對魯陽的政治境遇並沒有幫助。在1936年，中國共產黨極為讚賞七君子，但到1957年，七君子中也有兩位成了右派。是謂，彼一時也，此一時也。1981年，魯陽自殺。
9，劉朗，科大校醫院院長，主治大夫。早年參加共產黨，在軍醫部門服務。他參加共產黨軍隊前，也曾服務於國民黨的機構，所以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80年代後，回到北京，現退休在家並寫作。
10，郭勞夫，40年代初曾去日本軍醫大學學習，並在日本佔領的東北工作。後來參加共產黨軍隊，並加入共產黨。隨軍從東北打到廣州。因早年去日本的歷史不清，故也成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後退休在北京，性好釣魚。
11，靳永濤，物理系技術員。這是12個人中唯一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1957年在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任技術員，也在那時成為右派。現為北京科技管理學院工程師。
第12名是我。
可見，我們這個制磚廠，若按全廠的平均教育水平和知識水平而論，絕不低於世界上任何現代化的建築材料工廠，甚至還可能是最高的。不同的是，當局並不需要我們的知識，只要我們的體力，要我們用兩千多年前就有的燒磚技術，燒製中國的現代化。
俗語云：秦磚漢瓦。
在公元前三世紀，中國已會制磚；公元前二世紀左右，已會作瓦。因此，從技術角度說，絕無必要再來記述科大磚廠的制磚法。我們磚廠的大部分技術，至少在1637年出版的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一書中就有詳細的描寫。然而，為了說明當時我們如何用中國的傳統文化來建設馬克思發明的共產主義，不能完全避免重複三百多年前宋應星已經寫過的東西。
傳統制磚法的第一步是脫坯，即用木模把和好的磚泥做成坯。要由兩個人合作，一個人用力固定住木模，另一個人把一團重約7公斤的泥高高舉起，然後用力摔進木模。磚的質量決定於摔泥的力氣。力氣越大，摔出的坯越緻密，磚質量越好。若摔力太小，磚內部就成了充滿空洞的海綿狀，經不住壓力，是廢磚。一個人摔不到一百塊坯，一定筋疲力盡。在我們磚廠，只有講師級的年輕人有力氣摔坯，教授、副教授們則負責扶住木模。後來，磚廠來了一臺製坯機，可以免於摔泥，是一大進步。這也是科大磚廠的唯一的機器。
第二步是晾乾磚坯。一塊磚約2.5公斤，在坯子時要重一倍多。全靠人力，運送坯子到通風並陰涼的地方。在晾乾過程中，還要數次翻動磚坯，保持均勻。
第三步建燒磚窯。它是一項技術性的工作。磚窯是一個帳蓬狀的圓拱結構，全用土坯建成，直徑約10米，高6米。拱形結構是中國古代在建築力學上的一大創造。一千多年前的趙州橋，就是一座跨度很大的石拱結構。指揮我們工作的老制磚工人，可能就是師承一千多年前的技術。他不用計算，不用圖紙，也不用測量，全憑眼睛左看右看，就指揮我們建出了一座曲線優美的拱頂，堪稱技藝精良。幾位力學系來的教授也讚歎不已。這位老工人，也許在年輕時用了五年學徒時間，才學會這項技藝，才記住這條優美曲線上每一點應有的曲率。然而，他可能不知道，在科大，只需要一堂力學課，就可以讓一百個學生學會這條拱形曲線的嚴格數學表達式，精確地計算出各點的曲率。
制磚的最後一步是燒窯。這也是一項技術工作。勞動則比較輕鬆。我們只要聽從工人的指揮適時加煤就可以了。一窯磚要燒八、九天。這是制磚工人最保密的手藝，他不願意告訴別人他根據甚麼判據來判定是否應加煤，是否磚已燒好。所以，這位老工人很辛苦，他要一天24小時都守候在窯邊指揮，只在每次加煤之後，睡一兩個小時。我們12個人分成三班日夜加煤燒火。教授們都是日班，我總是上夜班。
這位老工人，並不太保守。每次加煤之後有短暫休息，大家圍坐在窯邊，這時老工人常向我們講幾句燒窯的技術，也許他已把我們看成他的學徒了。燒窯技術的關鍵是識別溫度，即所謂看“火候”，它是根據磚和火焰的顏色估計窯內的溫度。一般人對顏色的辨別力不高，不能區分六百、七百或八百度幾種溫度時的顏色差別。而燒窯工人則能“看”出溫度。手藝越高的人，“看”出的溫度誤差越小。
後來，我讀到司馬遷的《史記》。這本兩千年前的著作上記載著，那時的天文學家，把天上的星按顏色分成白、藍、黃、紅、暗等幾類。很多人懷疑這個記載。的確，除了幾顆行星以外，如今有誰能用肉眼分辨出上千的恆星有如此眾多不同的顏色？更令人驚異的是，現代天體物理學同樣也把恆星按顏色分類，不同顏色相當於不同溫度，而且，許多恆星的顏色分類，在《史記》中所給出的竟同現代天體物理學由光譜測量所得到的是一樣的。這更令許多人不信。
因為有燒窯的經驗，我倒覺得《史記》上的記載也許可能是真的。試想，兩千年前中國就已有燒窯者，他們都有極強的分辨顏色能力，所以，那時的天文學家也可能練就一雙極敏銳的眼睛，能辨別不同恆星之間的極細微的顏色差別。
然而，這種辨別恆星顏色的本領，如果曾經有，也早失傳了。
今天的天文學家早已不再需要這種本領，光譜分析已千百倍地超過了最敏銳的眼睛。今天，雖然我很佩服這位燒磚工人能看出溫度，但是，我也絕不想去學它。因為，只要一支測光溫度計就可以根據窯內顏色測出溫度，而且，更為準確。
然而，我並沒有去物理實驗室找一支溫度計來。因為，我們是在被改造。
我還是聽從吩咐，加煤。
夜闌人靜，每當我望著窯內的紅火出神時，常常想，歷史也許就像這不熄之火，不斷地燒盡老的，熔煉新的。一些古老技藝的失傳和絕跡，常令一些好古者扼腕嘆惜，似乎人類曾經丟失過多少寶物，似乎只有尋回這些失傳的技藝，才能解決當今的困境。我看是錯了。除了考古學上的價值外，那些失傳和絕跡的技藝本就是應當被淘汰的東西。人類之所以能進步，就在於不斷地淘汰舊技藝。今天，難道不是隻有丟掉老窯工的技能，代之以高溫溫度計，才能使我們進步嗎？因此，我絕沒有興趣學這位老窯工的技能，雖然我很尊敬他，但那是應當儘快淘汰的技術。如果由於我的不學而加速他的技能的失傳，那才真是一件好事。看“火候”燒磚，早就該絕跡了。
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我想。
又該加煤了。
磚廠的生活，政治性不太強。原則上我們都是專政對象，都是在接受改造的人，但是除了由制磚工人管理我們的勞動，當局並不多管我們。可能已不認為我們這些人還具有可改造性。
確實，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使我越來越覺得，我不可能接受當局的任何意識形態改造。事情已經那樣一清二楚，就如在有了高溫溫度計的時代，不可能再接受“看火候”技術一樣。別了，我少年時代的一切政治偶像！那時我給李淑嫻的一封信中寫有：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我們似乎又在向50年代的清明時期復歸。雖然天真已不復存在，而純真的美酷似當年。”
這就是丟掉那些偶像之後的一種清明和輕鬆的感覺。
丟掉偶像崇拜之後的“偶像崇拜”就變成了一種滑稽戲。當時，每天早上磚廠都舉行一個5分鐘的儀式，要我們“向毛主席請罪”。其形式，頗像宗教中的懺悔式，是集體的懺悔。大家（12個有“罪”的人）向著毛澤東的聖像肅立，低頭。按規定，請罪時應在心中向著“偉大領袖”默述自己的“罪行”，祈求寬恕。然而，鬼知道，這些教授、講師當時心裡都在想什麼，也許什麼也沒想，而是發現了一個蒼蠅正在那聖像上爬……
我們這批被專政者當時相互戲稱為“老油牛”。意為，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來說，我們是，1，老經驗了，不怕；2，任何厲害的打擊落到我們頭上，就如刀砍到油上一樣，無效；3，任何“動聽”的思想改造說教，對我們來說，就如對牛彈琴一樣，扯淡！
直到八十年代，甚至我定居美國後，在磚廠的舊友之間通信時，仍常常互稱為Dear O3，這是一個縮寫，意為Old, Oil and Ox。O3的不可改造性，實質是科學的不可後退性。科學只能在科學自身作用下向前發展，而不可能由於任何非科學力量的強制和改造而倒退。科學史家薩頓曾經說：如果說人類歷史上有哪一個方面從來沒有倒退而總是進步，哪怕只是緩慢的進步，那就唯有科學了。在磚廠，這條哲理變得十分簡單，想用兩千年前的傳統技藝來改造精確的數學表達式，絕無可能。
除了科學，其他方面的倒退，我們也不在乎。當時，從外表來看，我們一個個都是十足的勞改犯。衣衫襤褸，一身的磚泥煤黑，一臉的菸灰土垢。有時我們上街去拉煤或磚坯，一副不計髒累的勞動樣子，頗為內行的動作，沒有表情的眼神。不相識的人，只看外形，絕不可能相信我們原本都是教大學的彬彬之士。除非他來問我們。
“喂，會不會泰勒展開？”
“嘿，寫個Maxwell方程給我看看！”
當時，燒磚之餘，我正熱衷彎曲空間中的Maxwell方程呢！
1971年8月，奇熱。許多部門都放假了。作為等價於勞改犯的我們，本是沒有假期的。然而，因為制磚工人也覺得太熱，想休息，最後，當局不得不決定“大赦”，放假一週！
太好了，我決定，去度“蜜月”！
真巧，那年8月，李淑嫻也請準了假。我們結婚已近十年了，這還是第一次享有一個共同的假期。
當時，我們一家正分居三地。李淑嫻在江西，我在安徽，兩個兒子在北京，由我的母親看管。假期來得太突然，時間緊迫，來不及安排兩個兒子南下同我們相會了。加之他們還都小，不可能適應我們的高密度的旅程活動。總之，一切的一切，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彌補“蜜月”旅行，雖然它來得太遲了。
“蜜月”一詞，本來就有兩層含義，甜蜜及秘密。對我們來說，更是缺一不可。當時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而我們兩個又都是被專政分子，賤民。所以此行必須秘密。但是，我們並不害怕。連年不斷的階級鬥爭，使非賤民們都失去了玩興，極少出來旅遊，更何況是賤民。所以，那些專政者，絕不會想到一對賤民竟會有興致有膽量出來遊山玩水。因此我們推斷，名勝古蹟之處反而可能是階級鬥爭最少的地方。後來證明，我們的預測，果然不錯。
我們的目標是黃山。
8月12日，我從合肥動身，李淑嫻從南昌動身，8月13日上午，我們的火車先後抵達上海。我們在上海車站相會。雖然我們已長久沒有見面了，但我們沒有那種情人久別重逢時常有的囉嗦。一則時間緊迫，容不得囉嗦和纏綿，再則不能暴露我們的身分。我們只相互一笑，原來我發現她一身同我一樣黑，她發現我一身也同她一樣黑。同等的勞改，同等的太陽曬，同等的黑。黑加黑倒是一種很好的保護色。
在上海停留一晚，即去杭州。
杭州雖好，也不是此行的主要目標，也未久留。
8月15日晨，乘長途汽車從杭州去徽州。車向西行。車外一派富春江的景色，安恬靜謐、山水相依，線條細膩而分明，在陽光之下，真好像杭州織錦上的縷縷繡絲，熠熠生輝。這條路大概就是我的祖父於上個世紀末從徽州來杭州的路，但與我們逆向而行。車再向西走，山勢漸顯，就進入浙西的山區了。
中午時分，汽車費力地爬過昱嶺關，進入安徽省境。皖南的山，依舊蔥蔥鬱鬱，但水比浙江少，只有一些小溪在大山的夾縫中艱難地淌過。車路上已沒有柏油路面，都是黃土。鄉村也更純樸、更原始、更閉塞。下午一時，車在績溪縣旁的一個小鎮稍停，旅客下車吃飯。績溪正是胡適的老家。誰會想到，中國最主要“全盤西化”的倡導者，就出生在這個閉塞的山巒之中。
車到歙縣巖寺時，天已黃昏了。所幸那時旅遊者極少，方圓三十公里的黃山，一天的旅客只有約三十個。所以，還是有車在天黑之前把我們送到山腳下的黃山賓館。賓館的牆上貼著斗大字的標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但接待處並未詳細查問我們的證件，也像接待其他革命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住宿費很便宜，一個人一天只八角。一頓飯一角五分。
賓館是個中西混合的建築，中國的琉璃瓦屋頂，西式的內部。同黃山的格局很融洽。賓館位於山坳裡，很清幽，只聽得到流水聲。一條溪水就在賓館前的澗底流過。晚飯後，我們攀緣而下，到達澗底。這裡，水聲更大了。天已全黑。嶙峋的澗石，溪流濺出的水花，隱隱可見的白龍橋，一切似都被浸沒在月光的淡淡銀輝裡。只能辨出腳下的澗石、腳下的溪水。水很涼。空氣也很涼。車中一天的暑氣全消去了。清涼的水，也洗去了我們一天的僕僕風塵——不，洗去了兩年的階級鬥爭汙垢。我們真想在這澗底一直坐下去，任憑溪水沖刷我們的心靈，任憑淡淡的銀輝漸漸地散去……
然而不能，緊張的明天在等我們。
8月16日一早6點30分，我們就上路了。一小時之後，到達半山寺，從此山路更陡，山勢更險峻，漸漸進入黃山的主體。
黃山上的石頭形狀多變而且怪異，左看是圓，右又是方，遠觀很大，近看又小，扁長相雜，銳鈍相間，毫無一定之規。好像所有石頭都是活的，正隨心所欲地生長，沒有任何羈絆。
遺憾的是，許多黃山的石景都被取了擬人或擬神的名字。“童子拜觀音”、“丞相觀棋”等等，既缺乏想像力，又俗氣。有一種傳統的癖好，總要把自然界的一切東西，無論美的或醜的，都套入神倫或人倫來解釋。這真是一種過分世俗的眼界。因此，在半山寺，我們沒等老僧一一講完所有石景的命名，就繼續向上爬了。
應當把啟示權保留給黃山的石頭，應當把想像權保留給每一個遊人，應當把愛情的詮釋權留給每一對戀人。
隨後的兩個半小時裡，我們上下了兩個黃山的主峰，一座1750米，一座1880米，前者是天都峰，後者是蓮花峰。去過黃山的人會以為我的記憶有誤，因為，一般遊人大都要安排兩天分頭去上述兩峰，至少也要各用半天。我們之所以能半天上下兩峰，全賴於勞改給了我們充沛旺盛的體力。加之，假期短暫，也不能不加快一切速度。
幸好，那兩天風和日麗，使我們能一處不漏地走完——或跑完了黃山所有重要的峰。如果下雨，是登不上天都峰的。天都峰是黃山群峰中最陡峭的。在1971年時，登上天都峰所必經的一段最長的石坡，還沒有石階，只在山石上鑿有一排小洞，可供半個多腳踩入向上攀越。有的地方要靠鐵鏈垂直地拉上拉下。鯽魚背上，則是一米寬石脊，兩面臨淵，每年大都有輕心的攀登者葬身其中。終於一切順利，當我們登上頂峰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1987年我們曾再登黃山，是坐纜車，完全失去了徒手攀越的美感。）。
天都峰是黃山最美的。小小的峰頂，像是一座插向深空的小島，屹立在聚散無常的飛雲之中，任憑它們去衝撞、翻滾。在這裡，空氣變得稀薄了，風變得清冷。這是世俗世界的上限。芸芸眾生的愛恨情仇，都消逝了。就像《神曲》天堂篇所寫的，在天堂的最高層，上帝也不存在了，只留有但丁和他理想的心上人貝緹麗彩的無盡歡悅。極目望去，才看得見山下遠遠的被陽光照得通亮的河川、土地，和充滿愛恨情仇的人間。
中國曆代詩人曾經為大大小小的山峰，包括一些並無姿色的山峰，寫過不少出名的詩句。然而，天都峰卻沒有一首。可見，所有到此一遊的詩人都被震懾了，天都峰的景色超過了他們的想像力極限。
下午一時，我們又趕完了第三個主峰——光明頂，併到達北海賓館，這是黃山的海拔最高的賓館。當夜就住在北海賓館。
第二天凌晨起床看日出。因為在良各莊看過不少日出，所以沒有新鮮感。此後，開始下山，就是歸程了。
回程我們沒有走原路。下山的當晚住在屯溪，這是徽州的商業中心，新安江橫穿全城。但太熱，40度。一夜難眠，更無遊興。第二天一早就乘汽車北去蕪湖。蕪湖是安徽最繁華的城市，它給我們唯一記得住的印象是，我們在這裡買的一碗麵條是臭的。當夜到南京，因已太晚了，我們就在南京車站大廳裡過了一夜，儘管沒有床，沒有高枕，還是睡得很香。六天的遊程，已使身體疲憊不堪。
8月19日上午到安徽明光（嘉山），這是李淑嫻的老家，也是我們的旅程的最後一站。
最後一個旅遊點是明光鎮外的曹姑墳。曹姑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妹妹。按道理她是明皇族的一流人物，應予厚葬。但因為她死得太早，王朝正在初創，還來不及照顧葬事，所以她的墓地還不顯得鋪張，墓前沒有牌坊，也如當地民風那樣，沒有墓碑。從殘存的座基看，原有的石人石馬也不大。只是她的墳冢大，為當地平民的十倍左右。相比她的後代的陵墓，即北京的十三陵，這個墓地是太節儉了。
這似乎是中國的各個王朝的通例，第一代大抵總是，殘暴但尚節儉，不揮霍。實際上，就是朱元璋本人在南京的陵寢也比他後代的十三陵大大寒傖。第二代以後的帝王，殘暴如前，而揮霍和腐敗漸漸成風。到了末代則是既殘暴，又腐敗，又昏庸無能。如此王朝崩潰，再換一朝，再來一次循環，殘暴＋腐敗＋昏庸＝滅亡，這就是中國的王朝政治的輪迴律。
毛朝，在走著完全一樣的路。
因此，遲來的“蜜月”之後的我，更明白，我的路在哪裡。
12.轉向天體物理學
從黃山回來不到一個月，我的磚廠生活就告結束，回到物理系。變化十分突然，並不由於當局突然認為我不需要改造了，也不是因為磚廠突然停辦了，而是因為林彪突然死了。
中國實行中央計劃經濟制度，按說，一切生活應當是照計劃進行的。事實相反，在這個社會裡，個人絕難計劃自己的生活。因為，中央計劃往往能計劃一切，但卻不能計劃其本身，比如，中央內部不停頓的路線鬥爭，高層人士的非正常升沉和死亡等等，大都是沒有計劃的。中國的近幾十年中，大約每五年就要發佈一個經濟建設計劃，但從來沒有發佈過一個黨內路線鬥爭的五年計劃。而後者對每個人的影響絕不下於前者。因此，在這種體制下的生活，倒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常說的：沒有A的A，即沒有計劃的計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沒有計劃中按計劃死亡（致他於死的計劃至今是歷史學家饒有興趣的課題）後，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後半期。革命鬥爭的口號雖然還是震天響，但只要從照片上看到毛澤東的倦怠神情，就知道，事情已經到強弩之末了。不久，專事製造階級鬥爭的工宣隊、軍宣隊撤離大學。全校的專政隊（磚廠即是其中之一）逐一解散。大學開始了一場新革命——教育革命，或“復課鬧革命”。
就這種情況下，我被召回了物理系，參加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所以，也是一場階級鬥爭。1972年，為了革教育的命，我又被派去工廠。
這次去工廠所根據的階級鬥爭理論不是“再教育”，也不是“勞動改造”，而是馬克思主義另一條原理——勞動創造一切。恩格斯說，一切自然科學都是由於生產勞動中的需要才發展起來的。對科學發展而言，一個工廠要比二十所大學還重要。換言之，生產勞動中所不需要的東西就不是科學，至少不是無產階級的科學。所以，要在自然科學領域中進行教育革命，首先必須到生產勞動中去。
於是，我同物理系幾個同事就被派到北京照相機廠。當局的目的是要讓我們看看，這個比二十所大學還重要的工廠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物理學。
馬克思主義並不全錯，北京照相機廠倒真需要一點物理學。當時，這個照相機廠剛創建不久，出產長城牌相機，質量還不好，生產中有許多困難沒有解決。問題之一是鍍膜。這個廠有一個鍍膜車間，負責生產黃色玻璃片，其方法是在玻璃上鍍一層膜，使玻璃成為黃色。然而，由於他們不會控制鍍膜的厚度，有時鍍得薄、有時過厚，所以產品不穩定，鍍出的玻璃並不全是黃色，有時成了紅、綠等其他顏色。因此，控制膜厚就是生產中的一個需要。
鍍膜厚度控制，對物理學一點不難，用一百多年前就建立的光的薄膜干涉理論，就可以解決。按照這種理論，我用最簡單的方法，在他們鍍膜機上安裝一個干涉測厚裝置。很成功。從此鍍出的玻璃就都是標準的黃色了。
就這樣，不虛此行，我用長城牌相機中的黃玻璃，證明了物理學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是生產勞動中的一種需要。
不過，那一次在北京，黃玻璃事件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我寫了第一篇現代宇宙學的論文，也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一篇現代宇宙學論文。它似乎證明物理學並不那麼符合馬克思主義，由此惹出了一場新麻煩。
宇宙學從來就是一條“賊船”。
1989年，一位英國宇宙學家，頗為感慨地寫道：“宇宙學家們都有一部令人頭痛的同權勢爭鬥的歷史。”然後，他又列舉了具有這種頭痛歷史的幾位最有名的人物，阿里斯塔克斯、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和薩哈羅夫等。這證明，古今的專制權勢都不喜歡那些以研究宇宙為業的人。或者，反過來說，凡是不喜歡宇宙學的那些權勢大半是專制的權勢。
我當初選擇宇宙學，絕對不是想自找頭痛，更不是有意要找一條共產主義當局不歡喜的“賊船”上。
事實上，早在謝三礦拉病人、看死人的日子裡，我就對天體物理學發生了莫大的興趣。那時還想，天體物理的研究對象是寧靜的太空，可以免於人世間的紛爭，應當是一個政治安全係數最高的領域。
所以，一當從磚廠回到物理系，一當有機會做一點研究，我就放棄了以前的固體物理、激光物理，轉向了天體物理。
做研究並不容易。大學的圖書館雖然重新開放了，但是沒有新書，沒有新期刊，1968年以後的出版物幾乎一律空缺。根本無法知道國際上的同行在做什麼，只能憑幾本新到的小冊子猜測當今的研究動向。
另外，天體物理從1860年代創建開始，似乎就沒有哪一種生產勞動需要它，沒有哪一家工廠製造它，顯然不符合恩格斯的經典論斷。所以，這種學科，在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中，絕不會得到支持。當時，錢臨照先生也特別勸我仍然繼續固體物理或激光物理的研究，因為這二者在當局眼裡至少還是有用處的，至於天體物理學的用處，只有鬼知道！為此我也有過短暫的猶豫。
但是，1972年春夏的幾件事，促使我最終地轉向了天體物理。
第一，到北京照相機廠勞動，使我有機會去北京找到一些必要的有用的文獻。因為，北京的大學及研究所較多，還有專門的科學情報機關。
第二，當時，韋伯（J. Weber）剛剛宣稱其接收到來自銀河中心的引力波信號，引起物理界的轟動，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些人打算重複這個實驗，其中有我原來的同事。這個實驗組中的許多人並沒有學過引力理論，他們請我去系統地講一遍廣義相對論。這逼使我更多地投入了天體物理。
第三，《物理》雜誌復刊。從1966年夏天以來，中國所有的科學雜誌都徹底停了。《物理》準備於1972年秋復刊，這是第一個復刊的科學雜誌，再次有了發表物理論文的機會。
這樣，在北京相機廠的勞動一結束，我就寫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篇論文。論文並不長。但我用了一個長的文題，《關於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目的就是要讓宇宙學中的重要概念，如“宇宙解”、“背景黑體輻射”等都見諸標題，以清楚地表示這是一篇現代宇宙學的論文。如果當初用一個稍微隱晦的文題，如《標量張量引力理論中的一個嚴格解》，下面的故事也許就會不同。
這論文很快在《物理》上發表了。
1972年冬，就有消息說有關方面要批判這篇論文。
竟敢討論“宇宙解”！實屬膽大妄為。
果然，1973年春開始，上海的《文匯報》和《自然辯證法》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現代宇宙學開展了政治大批判。其中一篇的題目就是《宇宙有解嗎？》，瞄準了我那篇文章，儘管我那篇文章中絕無一個政治詞彙，更無一絲政治內容。
為了使好奇的讀者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到底是如何批判一門純粹自然科學的，我引用幾段當時那些報紙上的批判原文：
現代宇宙學是“資產階級宇宙學”，是“偽科學”，它“不過是表明自然科學在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手中墮落到什麼程度而已”；
宇宙膨脹模型是“力圖證明資本主義制度不僅不可超越，而且還可以無限地自我膨脹”；
宇宙“沒有什麼數學解、物理解，但有哲學解”，“無產階級有自己的宇宙解”，“無產階級要寫出自己的新的《天體運行論》，新的《宇宙發展史》”。（方注：《天體運行論》是指哥白尼的著作，《宇宙發展史》是指康德的著作。）
總之，從哥白尼到今天，所有的宇宙學都在被批判之列。批判宇宙學，倒不是文化大革命發明的，而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傳統。
早在1947年6月24日，當時蘇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負責人日丹諾夫就發表著名講話，宣佈要向“資產階級科學”全面開戰，號召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去佔領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計算科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相對論、量子論、共振論、遺傳學等等相繼遭到猛烈的批判。
在那次批判中，宇宙學的下場最慘，整個被取消了。理由是，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部解決了所有宇宙問題，整個現代化宇宙學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從那以後，蘇聯出版的天文學教科書上，宇宙學一詞就不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在1949年建立的，剛好在日丹諾夫發動那場批判之後。加之，中共又向蘇聯一邊倒，所以，在社會主義中國徹底沒有宇宙學，沒有一本宇宙學教科書，沒有一篇宇宙學論文。在各種科學發展規劃中也沒有宇宙學這一項，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
可見，《文匯報》的批判是很正統的共產主義。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文匯報》是一傢具有獨特地位的報紙，它不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但它是由中共的意識形態最高領導人姚文元直接掌管的，所以它具有特別的意識形態權威。文化大革命，最早就是從《文匯報》上刊登的一篇富有殺氣的批判文章開始的。被它點名批判的那位歷史學教授兼作家，一時想不開，竟自殺了。
如今《文匯報》和《自然辯證法》等，殺向“資產階級科學”，殺向相對論、量子論、宇宙學。當然也是有來頭的。各方面等著看，是不是有什麼名堂，是不是又有人因此而想不開。很遺憾，這些文章沒有產生那麼大的殺傷效果，沒有一個人因而不想活。也許是因為，從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 of Samos，BC. 310～250）起，天文學家、天體物理學家或宇宙學家，就不講究自殺。也許是因為，經過七年文化大革命之後，已經沒有任何事再能使人想不開了。
不過，這個批判不能不使人去想：為什麼自稱要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竟容不下一門宇宙學？
在1973年，全中國真正懂得相對論宇宙學的人絕不會超過一百個。一篇物理論文也絕不會有一百個以上讀者，它不可能威嚇到有三百萬軍隊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為什麼偌大的共產黨竟會對一篇純學術的論文如此大動肝火？在後人看起來，一定會覺得當時的決策者有點精神不正常，是不是像唐·吉訶德？
當然，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神經不正常的事的確不少。但是，批判宇宙學倒不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它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決定的。
社會主義實行的是一種三位一體的專制：政治上的一黨專制，經濟上的中央計劃專制，意識形態上的中世紀教會式的專制。三者缺一不可。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地位就是一部君臨一切之上的宗教經典。因此，不容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它挑戰，哪怕輕微的挑戰。
日丹諾夫和《文匯報》都說“無產階級有自己的宇宙解”，因而不容再有現代宇宙學存在，就是不容挑戰這個意思。
為了弄清楚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解，我做過一番仔細的研究。
我發現，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出現“宇宙”一詞地方雖然很多，但稱得上“宇宙解”的內容，一共有如下兩句話：
一、宇宙空間是無限的；
二、宇宙空間向前向後，向上向下，向左向右都可以一直走下去，沒有終點。
這兩句話都包含在恩格斯所寫的兩本書裡，一本是《反杜林論》，一本是《自然辯證法》。
在現代宇宙學看來，這兩條都還遠不是定論，因為，都還沒有證據。這就註定了現代宇宙學要被無產階級專政取締。
其實，這兩條都不是恩格斯發明的，而是牛頓時代的宇宙學中兩條最淺顯的假定，即認為宇宙空間是一個無限的三維歐幾里德空間。這兩條假定很有幸，都被恩格斯看懂了，並抄在他的書裡。於是，身價大變，成了人類精華的精華，成了無產階級的宇宙解（牛頓若有知，不知將作何感想）。
就這樣，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裡，牛頓時代的宇宙學和現代宇宙學分別成了階級對立的兩方，前者是“無產階級的”，後者是“資產階級的”。
這使我們想起一段完全相似的歷史。地心說原本也並不是出自聖經宇宙論，並不是教會創造的，而是希臘人發明的一種行星運動模型。但由於它被中世紀的教會接受了，所以身價大變，成了一種不容懷疑和挑戰的經典。以至地心說被奉為教會的經典，而日心說成了異教的邪說。
可見，現代的社會主義和中世紀的教會實行的是類似的意識形態專制。他們都自命為正統的宇宙學代表，而又都選用已經過時的宇宙模型作為自己的經典，用專制的手段壓制科學的進步。
所以，共產主義正統在本質上是反對科學所必須的研究自由、懷疑精神和實證方法的。
後來，1981年，在梵蒂岡舉辦過一次宇宙學討論會，我應邀去參加了。會上散發了教皇保羅二世的一個講話，談及當今教會所主張的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他說：“宗教與科學之間合作，只要是在任何意義下都不破壞各自的自主，就對雙方都是有益的。也就是說，宗教要求篤信宗教的自由，科學則強烈地主張研究的自由。”然而，直到今天，在社會主義的三位一體專制中，在原則上並不承認科學具有獨立於共產主義信仰的自由。
意識形態上的專制，使共產主義文化也像中世紀的教會文化一樣，有一種很強的幻覺性自大狂：宗教經典高於一切，或馬克思主義經典高於一切。
在共產主義宣傳中，常會聽到以下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是總結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文化精華而創造的，它大大超越了人類以往所有的各種文化；馬克思主義是最普遍的真理，今天各種文化和科學的創造和發展都必須接受它的指導。總之，馬克思主義是超越古往今來人類一切精華之精華。我也曾盲從過這種觀點。
然而，只要不再盲從，就不難發現，精華之精華論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每一代共產主義大師都好像很喜歡這件新衣。似乎只要穿上了這件精華的精華（或科學的科學），就可以去批判和指導所有學科，無論自己原來懂或不懂。
不妨舉幾個例子。
馬克思寫的《數學手稿》，一直被尊為馬克思主義自然科學的經典之一。在70年代初的教育革命中，甚至還被選作數學教科書，在大學裡使用。在那本書裡，馬克思用辯證法闡述每一個微積分概念。特別，馬克思對0／0的辯證法分析，曾引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專家們撰寫了大量文章。若不認真去看，真會以為那些辯證法分析中含有多少凡人難以理解的深奧義理。實則，只有一條義理：它證明，馬克思完全不懂他那時代已發展得相當完善的極限理論。
1908年，列寧寫過一本宣傳小冊子，叫《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他很關心物理學。他用十分激昂慷慨的語調批判“物理學的危機”，批判許多物理學家，似乎拯救物理學非列寧莫屬。書中特別強烈地批評了馬赫（E. Mach）和龐加勒（J. H. Poincare）兩位物理學家。他說：馬赫等教授主張不存在絕對參考系，“就是為了能夠到資產階級老闆那裡去領取更好的薪水”等等。如此非尋常的批判用詞，也真會令人以為列寧對物理有如何非尋常的研究。然則，對於列寧的批判，馬赫教授竟沒有一句答問，只輕輕地說：
“列寧先生還沒有懂物理學呢！”
毛澤東先生是在1963年穿上那件新衣的。前兩年，毛澤東剛剛樹立了中國人人應當學習的好榜樣——雷鋒，也剛剛強調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知是否受列寧的啟示，他的興趣也轉向了物理學，他要指導物理學家如何做粒子物理學研究了。當時，他表揚了一位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說他的研究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接著，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紛紛論證坂田模型如何符合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和“一分為二”等等哲學思想。一時間，板田模型成了一個非常響亮的政治名詞。可惜坂田昌一是位日本人，不然他當時在中國的地位可與雷鋒媲美。不要誤以為這是要求每位主管意識形態的人必需向物理學家學習坂田模型。相反，那是要求每個物理學家必須自覺地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指導。
共產主義文化中的這種幻覺自大狂，也許部分源於黑格爾無所不包的哲學體系。當我追求加入共產黨時，為了學懂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曾讀過一些黑格爾的著作。黑格爾的龐大體系，大部分超出我的專業範圍，所以不能妄加評價，但是，有一方面我有把握，即我所看到的黑格爾關於物理概念的所有論斷，無一不是荒唐的囈語，對物理學來說，沒有任何價值。黑格爾對力、對熱等物理概念都有討論。很容易看到，那不過是用一種自認萬能萬用的哲學體系去論述自己完全不懂的課程。
黑格爾的自大幻覺，是出於他的哲學需要。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度裡，馬克思主義的無知而自大則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專制的需要。
1974年12月，我在給李淑嫻的一封信中說：“一個時代被多麼昏庸而又無知地主宰著”，“在這方面，我的思想己經走得很遠很遠。”
我想，正是從這時開始，馬克思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偶像，在我的心中，徹底倒塌了。
就在宇宙學開始被批判的1973年，我和我的幾個同事，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天體物理研究小組。最初只有五個人，這就是科技大學的天體物理中心的前身。當時大家並沒有設想後來的發展。在那個年代，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的年代，當局的政策根本就不提倡研究。大家全是憑興趣做一點事，並不介意是否有發展前途。幸好，當時劉達再度擔任了科大黨委書記，他的個性比較開明，雖然他也不會違抗當局的政策，但可以睜一眼閉一眼，我們的研究活動總算得到默許。
研究條件當然是很差。
沒有經費，第一次經過特別申請才得到的經費，只有200元。好在當時還沒有大量活動，也還不需購買設備，尚可維持。
沒有一間辦公室。學術討論常在教師宿舍裡舉行，只有一塊1×1平方米的小黑板。
沒有文獻，科大原本沒有設天體物理學這一行，圖書館裡收藏的天體物理書籍及刊物很少。有時候，為了找一篇文獻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
沒有同行交流。當時中國尚未開放，不可能把論文投寄到國際性的雜誌上去發表，幾乎完全沒有國外同行來訪問。
在這條件下，這類研究往往是自生自滅，不能堅持太久。但沒想到，這個小組居然生存下來了。不僅沒有一個人退出，而且還不斷有些年輕人願意加入。
之所以能如此，部分倒應該“歸功於”大批判。實際上，對宇宙學的批判，從1973年開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項批判使天文界有了恢復活動的充分理由，因為，無論如何，天文學家參加天文論題的大批判，是名正言順的。所以，從1974年開始，全國每年召開一兩次天文學術討論會。每次會議排在首位的節目一定是大批判，即宣讀批判文章。
在那文化大革命最後的三年，意識形態專制的威懾力，一年不如一年。1973年對宇宙學的第一次批判，還有三分恫嚇力。慢慢地，這類批判變成了一種應景戲。天文學術討論會漸漸演變成了以批判為名而進行學術交流的活動，同時也可以趁機小小地旅遊。就這樣，中國天文學界慢慢恢復了元氣，不能不說是沾了大批判的“好處”。
會議輪流地由各個天文臺和大學主辦。1976年夏天的會議，輪到由我們主辦，在合肥開，那是中國天文界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的最後一次會議。迴光返照，在文化大革命臨終時，革命大批判的火力又變強。特別，北京發生了“四五”事件，又開始了鎮壓。所以，很多人悄悄告訴我們，合肥會議可能備受有關方面（指負責意識形態者）的關注，要我們小心。我們只有處處精心，努力做到無懈可擊。
會議的地點，我們選了一個不公開的住所，原為訓練越南共產黨游擊隊幹部的一個基地。這裡環境優美，設備不錯，也有游泳的地方，因以國際革命為背景，所以誰也不能指責我們選了一個資產階級的舒適地方。唯一不足的是，越南人不怕熱，會場裡沒有空調。
會議中間的旅遊，最費腦筋，顯然不能選黃山，一定要遭到批判。當然也不能選八公山，誰願去那裡旅遊！最後，我們選中了皖西大別山裡的霍山縣，那是所謂的將軍縣，即中共的將領中，以霍山人最多，有數十個，是早年的革命根據地。當然，我們的目標並不是根據地，而是那裡的一座梅山水庫，是一少有的風景佳境。
一切準備就緒。1976年7月開會。果然，北京上海等地的意識形態機關都派了人來，儘管這些人從來不是天文學家。一些天文學家給這種人起了一個代號“釣魚的”，意為他們參加會議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發現批判目標，誰發言不慎，就會成為“被釣的魚”。
釣魚開始了，首先上鉤的是南京大學戴文賽教授，他在發言中公開說，他贊成大爆炸宇宙學。因為，戴文賽先生是天文界的前輩，所以釣魚的人還未起鉤，要等其他人上鉤後再一起釣盡。於是，會議參加者都平安去了霍山。在梅山水庫暢遊兩天之後，又回到這個原越南遊擊隊住地。繼續開釣，人人都在注視誰將被釣，天氣越來越熱，沒有空調的會議室也越來越緊張……可惜，在這緊要關頭，唐山大地震了。釣魚者和可能被釣的魚們，一鬨而散，一切就此結束。
就是這些想像不到的奇奇怪怪活動的組合，使我們的研究組維持下來。從1974年開始，我們研究組每年發表論文的量，按人平均就一直是科技大學全校第一位，我們的研究課題涉及宇宙學、引力坍縮、緻密星體以及活動天體等等，即大都屬於相對論天體物理範圍。隨後不久，學校當局正式承認了天體物理研究室，我們的研究活動合法化，開始進入了正規的年代。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發現，在這章裡，關於宇宙學的批判，寫得太多了，有一種沉悶感。而且，只寫這些，似乎也褻瀆了宇宙學和天體物理學，因為，這些批判只是它們歷史上一個插曲而已。
然而，我無法改變的是，那本來就是一個沉悶的時代，是時代在褻瀆那些充滿智慧光彩的學科。
我想，宇宙學和天體物理學也不會介意我寫下了這樣一段歷史。因為，天文學從來不追求世俗的榮辱，不屑於咄咄的權勢，它也不需要憐憫的同情。不，它不需要這樣的同情。相反，一個人，只有越多地接受宇宙的陶冶，越多地得到宇宙的啟迪，才會有越強的堅定，一種用其他途徑都不能獲得的，信念上的堅定。康德在他的墓誌銘上寫著：
有兩種東西我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所喚起的那種驚奇和敬畏就會越來越大地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繁星密佈的蒼穹和我們心中的道德律。
是啊！宇宙是這樣的理想、坦蕩、無邊。當你直接面對著至深至美的宇宙時，精神中必定會有一種至大的發揚，心中的道德律必定會有一種至極的升騰。當你越來越清楚的知道時空在如何地膨脹、宇宙在如何地演化之後，
還有什麼恐懼和怯懦不被一股喜悅之情所驅散？
還有什麼困惑和不解不被一種智慧之美所化解？
還有什麼煩惱和鬱悶不被一曲天體的歌所融蝕？
13.七十年代末的現代化
唐山大地震，死傷40多萬人。文化大革命也隨之進入彌留。
1976年秋季開學，天體物理學研究室有了第一筆經費用於買一臺計算設備。雖然那臺設備的功能只相當於80年代的一個計算器，但體積和重量卻有一臺電動打字機那樣大。出售設備的工廠不負責運送，只好我們自己去取。9月9日下午，我和一個同事一起去該工廠，當我們騎車剛剛出了校門，就聽到全城的大小喇叭突然都響起了哀樂，其音量之大前所未有。在那個年代，哀樂音量的大小嚴格地比例於死者的權位，所以，立即可以猜到：毛澤東死了！
當我們取到笨重的計算器，帶著它騎車回校時，大街上還在一個勁地響著大音量的哀樂。然而，街面景色一切照舊，小板車川流不斷，汽車也沒有鳴笛致哀，建築物上醒目地掛著標語“毛主席萬歲！”也沒有行人去理睬。一個不屬於計算機時代的人——不，一個“皇帝”就這樣死了。
一個月後，江青等“四人幫”被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草草收了場。
中國的又一個現代化時間，開始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帶來過一股普遍的輕鬆感。“四人幫”垮臺消息剛傳出來時，北京天安門前一度還有自發的遊行，敲鑼打鼓，慶幸從批判鬥爭的壓抑下解脫出來，至為興高采烈。
這時候，現代化成了一種共識。誰都希望中國趕快告別鬥天鬥地鬥人的哲學，現代化最要緊，然而，什麼是現代化，中國如何現代化，從何做起？卻沒有公認的答案，或各有各的答案。
至於，中國的前途到底如何？也是各有各的估計。大部分人持一種謹慎的樂觀。但歷次運動中遭到過整肅的人仍然小心翼翼，緘口不語，都在等著瞧。
有海外及港澳親屬的人，這時都急著設法移民。政府又開始准予移民，當然得到批准仍不容易。磚廠的老搭檔鄧偉廉和二十年的同事A兩位都是在這個時期經過頑強的努力而移居香港的。他們都是1949年從香港來大陸的。這一去一來說明1977年的興高采烈同1949年的興高采烈截然不同。後者高興的是可以回大陸來參加中國的現代化了，而前者是高興終於可以離開中國這塊大陸了。
鄧偉廉臨走前來告別。我們談起對時局的估計。他持悲觀立場，他說他之所以堅決移民，就是認為中國的前途黯淡。他的主要理由是，鄧小平重新上了臺。這同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的看法很不同，我們認為鄧小平本人也遭到過毛的整肅，總不會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滋味，難道還會重複嗎？
但鄧偉廉說我們都受騙了，他有一個至為離奇的論證。他認為毛澤東整肅鄧小平，實為周瑜打黃蓋，完全是一場戲，目的就是為了使老百姓以為鄧小平可以信賴，從而擁護他，使毛朝國體得以維繫。鄧小平才是毛真正安排的接班人。鄧與毛絕無實質差別。他的根據是，毛無論整肅誰，一向都是置人於死地而後快。絕沒有像對鄧那樣，批鬥後，還可以打橋牌。這個故事，是死（毛死了）無對證的。我雖然不相信，但也不能不承認它是一個自洽的模型。
幾個朋友，在這股現代化潮一開始，即紛紛離去。
我們這些生於斯長於斯的人，不能離開這塊大陸，只有盼望它好起來。也許毛朝的結束是個轉機？但願如此。
我對現代化的第一反應，是全力投入物理的教育和研究。我想，物理學總是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6年以前，我每年平均發表4篇論文，1977年以後增加到每年平均8篇。
整個生活幾乎全被天體物理佔滿了。
1976年10月，我們去北京天文臺的興隆觀測站，它位於北京東北160公里的興隆山區，原來是清朝貴族的狩獵區，周圍極少人煙，沒有燈光汙染，氣象條件也好，是做光學觀測的一個理想的地方。但設備並不理想，主要有一臺60／90釐米的施米特望遠鏡和一臺60釐米的反射望遠鏡。1958年起就開始動手製造一臺直徑2米的望遠鏡，但由於不停頓的革命，20年後也沒有建成。
中國天文學有數千年的歷史。由於歷代帝王都自稱自己的皇權受命於天，所以天文學一直是一門官辦的學科。但是，中國最有貢獻的天文學家郭守敬，卻不是出在盛唐，或宋明，而是出在蒙古人侵入中國的元代，即中國的固有文明最衰落的年代。可見，中國天文學的盛衰並不全平行於中國固有文明的盛衰。天文學可能是最早的一項超越民族界限的學科，它為整個人類所共享。
北京天文臺就是1279年在元世祖忽必烈汗（Kublai Khan）的詔令之下創建，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帝國的首都天文臺，也是最現代化的天文臺之一。郭守敬是它的首任臺長。
天無永住，法輪常轉。700年後的北京天文臺的望遠鏡已經大大落在世界先進水平的後面。興隆山上只能做一些經典的觀測，我們很幸運，測到食變雙星仙女座BX（BX Andromedae）的一個亮度極小時刻。據此，我注意到，這雙星正在越轉越慢。於是，寫了一篇論文討論這個變化，題為《仙女座BX的週期增長》。這是我唯一的一篇用自己的觀測數據寫的論文。
下山以後，空間物理的朋友又請我去參加了兩個月的哨聲（Whistler）觀測。這本不屬於天體物理，但是個很有趣的現象。所謂哨聲是南半球打雷所激發的一種聲頻電磁波，它可以沿著地球的磁場通過高空一直傳播到北半球；南半球的雷聲傳到北半球就成了美妙口哨聲。每當哨聲站裡響起陣陣的口哨，就知道此時此刻南半球的某地正在雷聲隆隆。從哨聲的長短，音調的高低就可以探知地球高空的磁層。
哨聲接收站設在北京西北郊區的地磁站裡。地磁在中國也有極悠久的歷史，傳說早在公元前2690年（BC. 2690）軒轅氏攻打蚩尤匪幫時就用了指南車。那是當時最現代化的戰車，它利用地磁場指揮大軍在霧中行動，偷襲蚩匪主力，大獲全勝。可惜，軒轅氏的後人並沒有進一步發展地磁的進攻性。相反，指南針的最大用處是為死人找墳地。中國古代最發達的地磁學是風水學。中國的棺材都嚴格地坐北面南，極為一律，像是安睡在地磁場中的一個個小磁針，享受著磁場的慈愛，磁即慈也。所以，在中國，大地的磁是最大的慈愛之源。
我們研究哨聲的目的，更接近軒轅氏。我們本來預想，當有人造飛行物（如人造衛星，洲際彈道導彈）飛經高空時可能會在磁層中留下尾跡，因而可能會影響哨聲等波的傳播。如果能識別這種影響，就可以用來偵查這些高空飛行物的蹤跡。顯然它潛在地具有很大的軍事利用價值，類似於軒轅氏的指南車。但是，我們沒有成功。
一天一地，兩次觀測，只是插曲。但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國的興盛曾得益於天文學和地文學。
我的興趣主要還是在更深的太空。1977年3月，我去南京大學講廣義相對論。這次是戴文賽先生要我去的。戴先生自己每堂必來，天文界的其他前輩，如紫金山天文臺的龔樹模教授等也每堂必到，所以，我講得很認真。那時，己經沒有“釣魚的”了，現代宇宙從一門“地下”學科轉為公開的學科。這在中國還是第一次。
那一時期，我的研究重點是有關類星體的宇宙學。
宇宙學擠進了中國的現代化。
宇宙觀念，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標誌，我這樣認為。
無論現代宇宙學目前還有多少困難和問題，它終歸是現代人類對宇宙的認識。由於長期禁止宇宙學，社會主義中國一直沒有分享人類文明的這一成果。幾十年裡，在中小學的基礎教育以至大學教育中，凡提到宇宙，最多講到康德，講到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的天體演化觀念，因為，恩格斯的書只講到這裡。在70年代末，不少物理系的學生和教師還完全不知道大爆炸宇宙學。
文化大革命使社會教育水準大大下降，有些人的宇宙觀念，已退化到風水學中的天圓地方說，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宇宙裡。
我們決定做一點宇宙學的普及。
從歷史上說，中國人第一次感到自己有必要現代化，倒也是從中國人突然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地球上開始的。那是在16世紀末，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傳教，他帶來的聖經並沒有引起中國人的很大響應，最轟動的是他獻給明神宗的一幅《世界勘輿圖》，即世界地圖。在那之前，大明朝所用的地圖，還不知道大地是個球，而把中國畫在平面大地的中央，周圍雖也標出番邦異域，但相比中國的版圖，外國只是極小的一部分。亦即，中國不但是中央大國，而且其面積幾乎就是整個大地，至於大西洋、南北美洲等，中國字中根本沒有。利瑪竇的地圖使世人大吃一驚，原來中國不單不在大地中央（地球也沒有中央），而且，在整個地球上，中國只不過佔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一小塊。中國之外還有一個如此博大的世界！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從此立意追求新學，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化的濫觴。
1987年5月，經教皇當局許可，我到梵蒂岡圖書館裡去看利瑪竇帶來的那張世界勘輿圖（當然是複本）。其實它也是相當粗糙，許多地理的比例還有很大誤差，澳洲大陸的大部分尚缺。但相比大明朝的粗陋地圖，的確會令中國人羞得無地自容，我很佩服明末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並沒有因羞愧而惱怒，相反，是開始了中國的第一次文化引進。第一部中文的天文望遠鏡著作《遠鏡說》即在這一時期出版，它只比伽利略的世界第一架望遠鏡晚了15年，可見引進之快。
70年代末的現代宇宙學最多相當於（可能還遠遠不及）利瑪竇的地圖，粗糙而有遺漏。但是，相比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圖，已是天壤之別了。康德、拉普拉斯不是中國人，本沒必要因他們的宇宙圖的過時而感到任何羞愧。
然而，怪事就是有。
1977年7月，在北京舉行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第一次全國自然辯證法講習會。參加者大部分是全國各大學主講馬克思主義課（或等價課程）的教師。會議仍以“自然辯證法”為名，但與“大批判”時期是不同的。會議組織者的目的倒有三分像利瑪竇當年的獻圖，是想讓與會者見識一下現代各門學科的成就。會議在中共北京市黨校舉行，巧得很，利瑪竇死在北京，他的墓就在這個黨校裡。
現代宇宙學一題由我主講。那天的聽眾有一千多人，黨校禮堂坐滿了。向缺乏物理基礎知識的人介紹現代宇宙學，這是第一次。我認真地做了準備，但仍很擔心聽眾沒有耐心聽下去，特別天氣又很熱。講了一個半小時後，休息15分鐘。
這時，我知道，我成功了。證據是，會議主席交給我一大把聽眾遞上臺的紙條，同時，會議主席輕聲地向我說了一句：
“不要管他們，繼續講，該怎麼講就怎麼講。”
我打開條子一看，不少寫的是：
“請問演講者，你是不是要否定恩格斯的論斷！”
“請回答，你是否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宇宙無限論。”
“會議主席，今天為什麼請來這種滿是反革命言論的報告，希望會議主持者考慮。”
我很高興，我打中了要害，現代宇宙學擊痛了一些人頭腦中的愚昧硬核。遵照會議主席的意見，15分鐘後，我繼續後一半的演講。本來，我並不想多涉及沒有趣味的意識形態問題，因為，時間緊迫，宇宙學本身還有許多論題來不及介紹完，看過這些紙條後，我反而用了一些時間很明確地很大聲地論證。
“我認為，恩格斯的宇宙觀念己經過時了。”
這是我第一次公開向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挑戰，演講結束後，我被團團圍住，久久不得脫身，我的挑戰引起了共鳴。
後來，我在上海、杭州、重慶、南寧、貴陽、昆明、安慶、烏魯木齊等地多次做過相同的演講，也有相同的經驗，往往會接到類似的條子，隨後也會被團團圍住。越是閉塞的地方，那種條子越多。直到1984年，我去四川南充師範學院講宇宙學，竟還有一個物理系的學生，聽了一次後就振振有詞地說：“這些（指宇宙學）都是反革命言論。”
這就是30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可悲、可嘆、可憐！
毛朝的30年鎖國，其效果同明朝的200年鎖國是一樣的，只是當年對“天朝大明”的迷信換成了如今對“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迷信。甚至後者比前者更偏狹，連明儒那一點開放的胸襟也沒有了。長期的文化飢餓使精神的胃液完全枯竭，失去正常的精神消化力。幻覺性自大狂又使人拒絕吸收一切外來物，只能吸收自己的排洩物。
無知而又不自覺，這就是70年代現代化面臨的一個困難。
不公開承認馬克思主義過時，幻想科學現代化，斷無可能。
事情的發展往往不合乎表面的邏輯。1958年，當我在贊皇努力勞動，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自己的時候，我的政治境遇越來越糟，終於開除了黨籍，成為賤民。70年代末，當我逐漸公開地表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之後，我的境遇反而越來越改善，終至恢復了我的共產黨員黨籍。
這證明，所謂馬克思主義信仰，在決策者那裡，從來不過是一面旗子，可以向右飄，可以向左飄，全憑一揮手。我明白得太晚了。
1977年開始向右飄，有流傳說，中共準備為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平反。隨著傳說越來越多，我的人生軌跡一步步地從谷底“回升”。
1978年3月，我被挑選去參加全國科學大會。這正式表明我的賤民帽子摘了，再度成了一個人民。因為，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故凡能進入者，一定是人民。這個位於天安門前具有希臘式廊柱門面的會堂建成於1959年，即我被開除黨籍的後一年。20年後的1978年我還是第一次進入這裡。可見，中國分成賤民與人民二者之說，決非戲言。
1978年，當局發動了一場討論。目的是論證一個哲學命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大會、小會、報紙、雜誌，都討論，很熱鬧。我也被邀請去參加了。當然，我贊成這個命題，對物理學來說，它不過是一個ABC的觀念。這件事對我的重要性不在於贊成或不贊成，而在於能得到邀請—能得到發言的機會—發言能見報—姓名準用五號字登出，這每一步都是一個政治待遇等級的標誌。到1978年夏，我的等級回升到姓名可以出現在非中央級報紙的三號字標題上。
1978年9月，我被晉升為正教授，這是停頓了20年後，第一次恢復晉升。雖然，這主要依靠同行的評議來決定，但隨後的宣傳也是當局的一種姿態，就如鄧小平當時連連地說：“我要為知識分子作後勤部長。”
1978年秋，胡耀邦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開始正式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他主持草擬了（1978）中發55號文件。按此文件，如我這類因“右派言論”而被開除中共黨籍的人，都將恢復黨籍，再度成為中共黨員。
55號文件尚未正式頒佈實行，其內容已經在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和議論。我的問題是：55號文件要恢復我的黨籍，而我早已不再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社會的先進力量，相反，是一種落後的標誌。同時，我也不再認為馬克思主義值得信仰。因此，要不要接受這個自動恢復的黨籍？
這時，我來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10月初，在桂林召開“微觀物理學思想史討論會”，內容是討論物理學哲學，並不是我很有興趣的。我參加會議的動機主要是慕名桂林風景之美，會議的地方組織者是侯德彭，他特別邀我一遊桂林。這當然是個好機會。我於10月5日到達桂林。
桂林雖有甲天下的美稱，但那一次遊桂林不很理想。桂林的鐘靈秀美，全繫於一條灕江，而我們去時正逢灕江水枯，大片乾旱的河床暴露出來，山水的魅力遜色至多。至於頗富盛名的溶洞蘆笛巖，我絕對不喜歡，在謝三礦已經鑽過太多的洞，任何地洞或山洞都不會再引起驚奇感，相反，只能引起對那黑暗的地下歲月的回憶。所以，未等會議結束，我就走了。
在桂林的三天中，55號文件是一個比會議主題更熱門的話題。與會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網右派”，大家相互交換各種消息，討論這個文件將給右派們帶來什麼前景？
會上我熟悉的右派是：侯德彭、許良英和範岱年。原來都是共產黨員，我想聽聽他們的看法。
1957年侯德彭在中宣部成為右派後，被下放到廣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我有類似的經歷，他的“勞動”一度是在邕江裡打撈屍體。1970年左右，廣西曾有過極殘酷的武鬥，被打死的人大都被拋入邕江，甚至活人也被裝入麻袋拋入江中。上千的屍體順流而下，一直飄入香港海域。香港當局向中國抗議，中國政府才責令廣西當局撈屍。侯即撈屍隊員之一。文化大革命後，他在廣西大學教量子力學。
侯準備無條件地接受恢復黨籍。
許良英是我1974年才認識的朋友。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學物理系當助教時，就是浙大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領導學運。1949年後在中國科學院哲學所做研究，1957年成為右派後，失去工作，回浙江老家務農。在種田期間，堅持不斷地蒐集並翻譯愛因斯坦的論著。遂編成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收有愛氏的論文、講演、談話及書信等410篇，130萬字，於1974～1979年出版。以出版年代論，是世界上第十部愛氏文集。我認識許，即是由於他問我愛氏文中的一個天文學詞彙的譯法，從此相知甚深。1978年他復職，籌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許原來是很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從我認識時起，他對共產黨的批評比我更強烈。他雖也準備接受恢復黨籍，但補充了一句：
“入黨是為了改造黨。”
範岱年，原是許良英在哲學所的同事，也一起成為右派。也下放過農村。曾在科技大學圖書館短期工作。後又回到研究所。1978年後參與籌組管理科學研究所。
他的意見也是入黨，理由是，當今要做事，只能從黨內著手。
離開桂林後，我的主意，也大體定了——接受黨籍，在黨內改造黨。四個月後，黨籍正式恢復，以下是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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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方勵之同志開除黨籍的改正決定
方勵之 男 42歲 家庭出身 職員 本人成分 學生。
1955年6月在北京大學學習時入黨，1956年北大畢業來所工作，任研究實習員，黨內曾任分支委，1958年10月18日因整風反右時的右派言論經科學院機關黨委批准開除黨籍，現在中國科技大學任教。
遵照中央（1978）中發55號文件精神，對方勵之同志因右派言論被開除黨籍的問題進行了複查。方勵之同志在1957年整風期間，能積極參加運動，在“上黨中央書”提綱中對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以及有關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是符合黨章規定的組織原則的。提綱中大部分意見是正確的，雖有些意見有不妥之處，是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是右派言論，因此開除黨籍是不對的，決定予以改正，撤消原處分，恢復政治名譽，並恢復其黨籍。
中共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臨時黨委
197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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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又成了一名共產黨員，而且是一名具有24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雖然24年中有21年不在黨內，雖然24年前的共產黨主義崇拜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21年，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才走了一步，才懂得了“對政府的方針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的。
中國的現代化，步履維艱。
1978年夏，我第一次接到國外同行的邀請，請我參加第九次得克薩斯相對論天體物理討論會。
按中國當時的規定（也是用了30年的規定），所有中國公民因公事出國，無論事由大小，一律須經政府總理批准，方才放行。參加相對論天體物理學討論會，也得由國家最高當局研究決定。
很幸運，我參加得克薩斯會議的申請，於1978年11月得到了當時的總理華國鋒的批准。可能極少其他各國的相對論天體物理學同行能得到如此高級的“關照”。
出國前夕，中國的第一次相對論天體物理討論會正好在廣州召開。我也去了，我的講題是極早期宇宙學。
會中休息的一天，11月23日，我們乘中國南海艦隊的一艘佈雷艦遊珠江口。珠江口並無有名景色，但處處是歷史。1840年，鴉片戰爭在這裡爆發，清軍被英國炮艦打敗，朝廷被迫求和，喪權辱國。舉國上下（不單是16~17世紀那類少量的知識分子），終於認識到中國的落後，不再迷信自己是個無與倫比的泱泱天國了，承認需要現代化。因此，珠江口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的正式起點。
那天一早我們從廣州出發先到黃埔港，登上軍艦。航程的第一站是虎門要塞，這是守扼珠江的大門，中國的門戶當年就是首先在這裡被英軍打開的。第二站是太平鎮，這是林則徐銷燬英商鴉片的地方，銷鴉片用的石灰池還在。午飯後再到沙角要塞，上有一門巨型要塞炮，形狀威武。炮管外徑最粗約70釐米，管長約5米。據說，大炮運到要塞後，放第一炮就瞎了，炮管被堵，從此成了一門只供觀賞的廢炮。
鴉片戰爭似乎也帶來一種簡單化的邏輯，好像只要把英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統統趕出中國，中國就又可以復歸於一箇中央大強國。中國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全不是中國人。若按義和團的分類法，應是屬於“吃洋教的”。但是，中共領導人也迷信上述那個簡單邏輯。1949年以後，當局做得最徹底的事情之一就是趕走外國人，切斷中國人和外國人的正常聯繫。
的確很徹底，直到文化大革命後的1977年，合肥市中心最大的郵局還不知道如何向國外投寄信函。如果誰要問這個問題，準會惹來一堆驚異的眼光，好像他們只有大明朝的地圖，外國是不存在的。
如今，那門廢炮的未竟之業，早完成了。當我們乘著中國的軍艦進出珠江口時，英國炮艦龜縮到香港已有30年了。
然而，廢炮依然在，現代化還是沒有來。這才漸漸明白，外國人趕走了，現代化未必就來了。這才慢慢走向開放，這一關一開，其間又是一個20年。
1977年10月，美國天文學會首次派十位天文學家訪華。隨後，陸續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天文學家訪華。中國和西方天文學家之間的隔絕，才告解除。出國的申請，才可能到批准。
很有趣，儘管中國天文學家同西方同行之間隔絕了20多年，互不相識，各有十分不同的背景，但是，一見面即可迅速進入實質的學術討論，除了一些語言的困難，不存在任何文化障礙。除了論及天球的東西時，要用到東西二字，在所有的討論和爭論中，根本不需要東方、西方兩個概念。
這再次證明，天文學是超越地域文化的，是普適的。
其實，現代化何嘗不是超地域的！現代化成敗的要訣不在於中國的或外國的，不在於東方的或西方的，而在於接受普適的進步文化：科學和民主，舍此無他。
否則，廢炮永遠是廢炮。
我走出了中國。
14.走出中國
1978年12月6日，我第一次走出了中國。
那天，我和北京天文臺的兩個同事啟程去西德。第二天，12月7日，到達波恩（Bonn），正逢波恩大學的地外研究所成立二十週年。主人興致很高，在當晚的招待會後，特意帶我們去參觀他們一個專門的小圖書館，其中珍藏有開普勒的原著。
我早知道，開普勒用音樂的和諧來尋求行星運動的規律。但是，我並沒有見過他的原著。果然，主人給我展示的書都是用五線譜寫的，沒有文字，只有音樂符號。開普勒把太陽系看成一個和諧的體系，用不同的音程、不同的節拍，來描寫各個行星運動的快慢和進退，構成一曲天球的樂章，從而發現了行星運動的規律。就像他自己說的：
天體的運動只不過是一首歌，一首連續的、幾個聲部的歌。它只為智慧的思索所理解，而不能由聽覺感受到。這音樂，好像通過抑揚頓挫，根據一定的、預先設計的六聲部的韻律進行，藉以在不可計量的時間川流中定出界標。
開普勒的樂譜啟示我，走到太陽系外，才能看清地球運動的軌道。
回到住地Treppehen旅館，耳邊似還在響著開普勒的太陽系組曲。那變奏的旋律已是：走出中國，才能更看清中國。
從那之後，我又陸續到世界各地的物理和天體物理研究所訪問或短期工作。到1980年夏天，我已整整走了世界一週。按時間前後，我經過的國家有，西德、意大利、法國、羅馬尼亞、瑞士、英國、愛爾蘭、美國和巴基斯坦。
這一時期，中國剛剛開放。中國和世界隔絕了整整40年，中國對外部世界已很陌生了，外部世界對中國人更陌生。作為一個物理學家，在許多地方，我都是40年來的第一個中國訪問者。
1979年春，我第一次到西西里首府巴勒莫訪問，當地電臺在當天晚上就廣播說“今天有第一位來自中國的教授抵達西西里”，廣播並沒有說明是從何時算起的“第一位”。在西西里，我的確沒有看到一箇中國僑民。所以，很可能，我是從迦太基時代算起的第一個來西西里的中國物理學家。
在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類似。每到一地，報紙、電視臺等傳媒往往就追蹤而至，免不了同記者的周旋。每次的話題幾乎又都免不了馬可波羅和意大利麵（spaghetti），好像從馬可波羅之後就沒有任何中國人來過意大利，好像只有當討論中國麵條和意大利麵到底誰先發明時，才能使意大利人想起還有一箇中國存在。
1979年復活節期間，我去摩納哥，想知道蒙特卡羅(Monte Carlo)的究竟，不是為賭錢（也沒錢可賭），而是因為蒙特卡羅方法在物理中也越來越重要。在我通過意-摩邊界的時候，邊防警察拿著我的護照左看右看，愛不釋手，就像一個集郵者看到了一張稀有珍品一樣。這位警察說他是第一次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甚至不知道如何在護照上加蓋關防圖章，結果，沒有登記和蓋章，就放行了。
總之，在那些地方，中國公民似乎比中國大熊貓還稀少。
我還並不因此感到太孤立，因為邀請我的主人都是物理或天體物理學家。物理學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不難找到知音。比如，邀我去意大利的羅馬大學教授魯菲尼（R. Ruffini），我們以前雖毫無交往，但我和他發現，在他和我各自獨立發表的文章中，竟有三篇主題極為相近，結論也一樣。
實際上，從伽利略、牛頓開創物理學後，物理學家就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無怪有人說，物理是一種世界性“宗教”，當代的一位“教皇”就是愛因斯坦。
1979年是愛因斯坦誕生一百年。在那前後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籌備紀念活動以及舉辦紀念活動，緬懷這位偉人。
我到羅馬時，正臨近1979年3月14日，即愛因斯坦的百歲生日，電視節目中天天有愛因斯坦。當時，我住在林琴科學院(Academia de Lincei)，這是一個紀念活動的中心。意大利國家二臺的電視記者也趁機來訪問我。劈頭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與愛因斯坦有什麼關係？”
又是中國。這真是個難題，因為中國與愛氏的特殊關係確實很少，他一生中只有兩天在中國，即1921年他從日本搭船回德國時在上海停泊的兩天。所以，中國不具有電視記者有興趣的獨家“新聞”。
當然，我可以答“愛因斯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過”，這是一條獨家新聞。然而，這就會使素以尊師重道而著稱於世的中國，太丟臉了，竟會墮落到批判一位最受尊重的科學家。我也可以答，“我的朋友在種田時編了三大本《愛因斯坦文集》。”那就會使意大利人以為我不懂相對論，接著要問“難道相對論對種田有用？”
幸好我當時研究的課題之一是緻密星。我就冒險地答：20世紀的愛因斯坦與11世紀的中國有聯繫。我的意思是，根據愛氏理論所預言的一種緻密星——中子星的存在，已經得到了公認，而其重要證據之一就是中國宋朝司天官在公元1054年所記錄的一次超新星爆發。
我心裡想，這個回答可能有些牽強。但沒想到，卻得到很好的效果，電視記者驚異地滿意。可能因為，我講的這個聯繫，橫跨西方和東方，現代和古代，特別為崇古好古的意大利人喜歡。
意大利人好古，我還有過一次經驗，1983年，我在威尼斯看到一個展覽的題目是“中國的七千年文明”。我們小學時就知道中國是“五千年的古國”，怎麼一到意大利就成了七千年？想來一定是展覽會的主辦人為了投觀眾所好，又給中國文明多加了二千年。這要比我的所作所為牽強多了。
在紀念偉人的活動中，一些牽強往往是免不了的，因為，人們總是要把自己局部的事業與被紀念者直接或間接的聯繫起來，以示自己對被紀念者有一種獨有的尊重，似乎也因此可以分享到一部分偉人的榮光。
然而，從另一方面說，科學是一個整體，它凝聚著累積著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貢獻。因此，在科學事業中確實存在著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間的聯繫。以這種歷史眼光看，這些聯繫又都不是牽強的，而是實實在在的。特別對於愛因斯坦，他的科學發現是普適的，他的活動是全球的，他自稱是世界公民。因此，用中子星的發現史來表現愛氏開創的學科的世界性、全球性，不失為一個恰當的方式。
後來我索性編制了一份更詳盡的中子星大事記，按邏輯順序列出導致這一重要發現的最關鍵的貢獻。凡是有必要講到科學是一項全球的事業時，我就以它為例。大事記的主要內容如下：
愛因斯坦建立廣義相對論（1915）；
費米—狄拉克統計法的建立（1927）；
查德維克發現中子（1933）；
朗道預言可以存在中子星（1933）；
巴德·茨威基猜測超新星爆發可能形成中子星（1934）；
奧本海默關於引力塌縮形成中子星的理論（1939）；
休伊士—貝爾（Jocelyn Bell）發現射電脈衝星（1967）；
中國、日本、朝鮮關於公元1054年超新星的記錄（1054—1056）證實脈衝星是中子星的推論。
可見，一顆中子星裡，就澱積著各個地域的民族和文化的貢獻。
1979年4月，我又被意大利國家電視二臺邀去拍一個鏡頭。當時他們在拍一部更深入介紹愛因斯坦的系列片，其中包括一段相對論觀念的歷史淵源。一般公認，伽利略以下的這段話對相對論思想的發展有至關重要的貢獻：
把你和一些朋友關在一條大船甲板下的主艙裡，讓你們帶著幾隻蒼蠅、蝴蝶和其他小飛蟲，艙內放一隻大碗，其中有幾條魚，然後，掛上一個水瓶，讓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一個寬口罐裡。
船停著不動時，你留神觀察，小蟲都以等速向艙內各方向飛行，魚向各方向隨便遊動，水滴滴進下面的罐中。你把任何東西扔給你的朋友時，只要距離相等，向這一方向必不比向另一方向更多用力。你的雙腳齊跳，無論向哪個方向跳過的距離都相等。
當你仔細觀察這些事情之後，再使船以任何速度前進，只要運動是勻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擺動，你將發現，所有上述現象都沒有絲毫變化，你也無法從其中任何一個現象來確定，船是在運動還是停著不動。即使船運動得相當快，在跳躍時，你也將和以前一樣，當你在船底跳過相同距離時，你跳向船尾也不會比跳向船頭更省力。
按照他們的電視腳本，這一段有名的話要以安諾河為背景拍攝。安諾河連接著佛羅倫薩和比薩，是伽利略長期生活並被監禁的地方。很可能是安諾河上的行船使伽利略得到如上的發現。
在電視開拍前，編導聽了我在林琴科學院的報告。其中我特別提到，伽利略的話可能還不是最早的相對論淵源。中國漢代的古籍《尚書緯·考靈曜》中就有一段話：
“地恆動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閉窗舟中，舟行而人不覺也。”
它的意思同伽利略的完全一樣，但時間卻早了一千多年。電視編導倒絲毫沒有偏見，聽了我的介紹後，立即修改了腳本，加上《考靈曜》一段話。並執意邀請我作一次臨時演員，在比薩斜塔前用中文念一句：
“舟行而人不覺也。”
我不能推卻，於4月初隨他們的拍攝隊去比薩，完成了這個鏡頭。顯然，這個鏡頭極不協調，斜塔本是意大利的國寶，卻由一箇中國人談行舟，實屬怪誕式的搭配。
正因此，這個鏡頭可能給人深的印象。後來我到的里亞斯特的國際理論物理中心（ICTP）訪問，幾個秘書一見到我就立刻認出來了，說“明星教授來了”。
我這個幾秒鐘的明星，雖然向意大利觀眾證明了相對論觀念的萌芽在中國甚至比伽利略還早，但我並不為此感到驕傲。伽利略的思想真正是物理學的始祖，它引發了不可遏制的科學潮流。而中國的思想先驅卻只像一顆一閃而過的流星，自生而又自滅了。
中國文明裡為什麼始終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歷史學家有許多論辯，就我從物理學看，並不難解釋：專制和孤立的社會，絕不會有發達的科學。沒有自由的交流就沒有科學。愛因斯坦說過：“真正偉大和富有靈性的東西只能由工作在自由之中的個人所創造。”
國際理論物理中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這是聯合國的一個組織，薩拉姆（A. Salam）教授是中心的創建人，也是它的主任。他告訴我，他創建這個組織的原初目的就是要幫助第三世界的物理學家解脫孤立困境，有一個自由研究的場所。雖然社會主義中國在1972年就已是聯合國的成員，但中國當局從未允許中國物理學家來這個中心訪問和工作。直到1979年才開始鬆動。
我是第一個到這個中心訪問的中國物理學家。在這之後，漸漸有中國人來。後來，我又服務於這個中心的國際學術委員會，是其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中國人。我的任務就是促使更多的中國物理學家能一享“工作在自由之中”的權利。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前，每年去中心訪問和工作的中國學者和學生已高達二百人左右，其中許多都有我的直接推薦。我對這件事，要遠比那次充當電視明星，更感到驕傲。
因為，這正是中國需要的自由。
我在英國的逗留時間較長，從1979年10月到1980年4月，整整半年，其間只在聖誕節附近去了一趟愛爾蘭。半年之中，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劍橋大學，任天文研究所的客座高級研究員。當時天文研究所的主任是李思（M. Rees）教授。
劍橋的生活遠比在意大利平靜、規律、少變化。每天早上9時左右騎車去研究所上班，中午就在附近的卡文迪許實驗室的食堂吃飯，然後再工作，再喝下午茶，然後再工作到下午7時左右下班。回住地。
半年裡，我一直住在Cranmer Road，就在有名的“學院背後”不遠的地方，在劍河的西邊，安靜，幽雅。
我隸屬國王學院。晚上，或者去國王學院的食堂吃飯，或者就回住地，自己下麵條吃。每天吃麵條雖然單調，但在英倫，這樣的單調也十分正常。
社交活動有，但不多。國王學院的正式晚餐是學院中的社交，但氣氛過於嚴肅。特別，我們這些坐在上席（High Table）的人，穿著禮袍，在談笑時也需要注意儀表，正襟危坐。
劍橋一直有華人或華語社會，但大多來自香港和新加坡，我很少聯繫。直到1980年2月，劍橋的中國學會（Chinese Society）邀我做一次中國古天文學的報告，才開始較多交往。最初，大陸來的人屈指可數，只有南京大學天文系的朱慈盛比較熟，偶爾去他的住地一坐。
星期天我不去教堂。只在1979年降臨節的晚上去國王學院的教堂參加過一次唱詩，1980年的復活節在聖馬太教堂參加過一次禮拜。其實，共產黨內的一些活動在形式上很像宗教。那一時期，我雖是中共黨員，但也沒有這類活動。
沒有特殊的風光。從我的窗前望去，是英格蘭最常見的景色，草地，樹叢，牧場，馬，奶牛和松鼠。總之，在劍橋的一段生活沒有太多可記的奇聞異趣，一切都按部就班。這倒應驗了一句俗話，“沒有新聞就是最好的新聞”。在劍橋的半年裡，唸書效率最高，研究工作的進展也很快。在這個意義上，劍橋的清淨、肅穆和守常，是一種逼人也是一種誘人做學問的力量。
後來，我的一個學生吳忠超也來到劍橋，他在理論物理和應用數學系念學位。星期天他常來找我，相約到劍橋周圍走走。有時候，一同去散步，沿著劍河無目的向北走，直到天快黑了再折回。有時候，約幾個人騎車出遊，到Mullad天文臺（它就是發現脈衝星的地方）附近的植物園，或者去一個美軍墓地，那裡有極好的草坪，埋葬的都是二次大戰中的陣亡者，戰爭期間這裡有一個美軍的空軍基地。劍橋附近的路的確起伏不平，騎車要倍加小心，這又使我想起錢臨照先生那個沒有講完的故事。
中國人來劍橋大約有一百年的歷史了，我的老師，我的老師的老師，就都來過這裡。在中國的學界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地方。20年代的詩人徐志摩就以劍橋為題，寫過有名的散文。一百年裡，中國每開放一次，就有人來一次劍橋，重複至今。如今輪到我們這一代來重複老師、或老師的老師已做過的事。是不是還有下一代的重複呢？
離開劍橋之前，我寫了一篇文章《在劍橋想到的中國的科學現代化》（發表在1980年5月香港《大公報》）。主旨就是希望，下一代人再來劍橋時不會發現他們又是在重複老師、老師的老師。
然而，我並不樂觀。
12月14日，在倫敦的意大利文人中心舉辦一次報告會，主題仍是紀念愛因斯坦及介紹相對論天體物理。報告人有魯菲尼和我，並由李思主持。這是一次文化性的活動，報告是普及的，主辦者向意大利和中國駐倫敦大使都發了請帖。下午近5時，我從劍橋趕到該中心時，聽眾已有上百人到了。意大利大使杜奇（Ducci）也已到了。還沒有看到中國大使館人員。直到報告會即將開始時，中國大使柯華才到。他只向活動主持人和意大利大使打了個招呼，連連說：“我不懂，很抱歉，我不聽了”，即匆匆退場。只留下中國大使館兩位科技秘書在場應景。
報告之後，有一個短短的招待會，不少年紀很大的婦女，找我問東問西，她們沒有全明白報告的內容。對如此新的一門學科，沒有全聽懂，是很自然的事。黑洞、吸積、時間凍結……光這些新名詞就夠令人胡塗而又神往。事實上，正是因為不全懂，才更需要來多聽，因為這是人類當今創造的文化。
然而，中國大使先生的信條正好相反，凡“我不懂”的，即可不聽。這使我想起，近代中國第一次開放時辦洋務的官僚李鴻章說過：“天下最容易的事，莫過於做官。”那一次開放失敗了。
今天，身旁仍有失敗的陰影。
我於1980年4月19日結束了在劍橋的生活。20日下午1時從倫敦飛離英國。飛機越過格陵蘭，加拿大，下午3時到達舊金山。
一下飛機，就進入了緊張的日程。
本來，我在美國也可以有個較為鬆弛的時間表，從西岸到東岸都有許多地方要去，可以一站一站地慢慢走。但中國科學院很晚才通知我，必須在6月中旬趕到巴基斯坦，參加那薩加里（Nathiagali）暑期物理學院，那裡已經排定了我的幾次講課，所以在美國的時間只剩下不到兩個月。整個旅程安排得好像是一場美國五十日遊。我的路線是舊金山—洛杉磯—奧斯汀—休斯敦—波士頓—華盛頓—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芝加哥—紐約。
我能自由支配的空閒很少。平均每五天就有一次學術報告，再加上各種座談，討論，以及旅途消耗，所餘時間無幾。但我還是儘量設法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一睹新大陸的風采。從洛杉磯到奧斯汀的途中，本應在圖桑的基特峰天文臺停留。但是，禁不住大峽谷的引誘，我最終決定割捨基特峰，採取了下列路線：
4月25日晚從洛杉磯乘灰狗長途車出發；
26日晨5點到鳳凰城，9點到旗杆市（Flagstaff，李淑嫻注：發現冥王星的天文臺所在地）；
11點到大峽谷，一遊，來不及到達谷底；
17點再乘灰狗回到旗杆市，22點30分再出發；
27日5點到阿布奎基（Albuquerque，新墨西哥州最大城），作三小時市容遊，11點30分再換乘灰狗；
19點45分到拉伯克（Lubbock），停留一個半小時；
28日4點55分到達拉斯（Dallas），作閃電遊，再乘車；
12點50分到奧斯汀；
29日在得克薩斯大學物理系講“宇宙早期的相變”。
這是一生中最少浪費的四天之一。
5月24日則是一次“浪費”。那天紐約的一位朋友T帶我遊長島。先去一個歐式的花園Old Westburg Gardens。然後到Old Bethpage Village，這是一個佔地不小但規模不大的博物館，它模擬美國120到150年前的一個農村。村中有各種手工作坊。穿著百年前服裝的“工匠”，真實地表演當年的打鐵、修鞋、做掃把、洗染等等。另外還有一個酒店，一個旅店，也都是尺度一比一的摸擬。我注意到，美國遊客都津津有味地看。在修鞋、做掃把的表演者周圍聚滿了人群，一個個伸長了脖子，仔細看那工匠如何把鞋套到鞋形鐵砧上，如何剪皮，又如何把皮釘在鞋底上，好奇地欣賞這（美國的）古代的技藝。
可我心裡這時正大大怪罪T，為什麼帶我參觀這個？雖然T是華人，但可能在美國住的時間太長了，已經忘記了今天北京的大街上仍然還是用這種方式修鞋，完全不需要萬里迢迢飛過太平洋來看這些表演。如果Old Bethpage的酒店就能算是一個古董，那麼贊皇縣每一個掛酒招的地方就都是一個應受國家保護的文物。同一東西，放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竟有如此不同的價值。
同樣的語言，在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下，也會有極不同的含義。當時，在美國，有一批知識分子對中國知識分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迷惑不解。他們並非毛派，也不相信共產主義，但是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口號符合人類的終極追求，譬如“知識分子應當為勞動者服務”，並不錯。在美國留學的一批左派中國學生，有類似看法的更多。所以，我一路從西到東，幾乎無時不被這一類朋友問，“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麼回事？”“你那時候做什麼？”凡遇到這種情況，我知道，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從頭講清每一個詞彙的真實含義，從頭講清每個文化大革命口號實質對應著什麼。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扭曲的詞彙太多了：人民政府＝極權統治；被解放的人＝賤民；文化革命＝摧毀文化；科學的宇宙觀＝對科學的專政；知識分子為勞動者服務＝發配勞改。這些關係，絕不是隻懂得Old Bethpage Village歷史的那些觀眾所容易理解的。也許，也需要在長島再辦一個文化大革命(Village)村，讓他們伸長脖子看一看一比一的模擬（當然不要模擬自殺），才能使他們真正明白。
在美國，完全沒有盡興，就必須趕往下一站。
我於1980年6月14日到達拉瓦爾品第。當天就趕到那薩加里（Nathiagali）。這裡是一個幽靜的山區，巴基斯坦的避暑勝地。15日物理暑期學校開始。我沒有遲到，按時講了我的課。
第一個週末，6月22日，我和兩人同行，意大利人和美國人，一起去巴基斯坦的西北部。那天，還沒有到中午時分，氣溫就已經升到了攝氏45度。頂著似火的驕陽，我們走在一條土路上，周圍極少有樹，也沒有遮陽的傘，沒有風，酷熱難耐，呼吸都感到費力。這裡是布特卡拉（Butkara）和馬拉姆賈巴（Malam Jaba）之間。我們的目的是尋找一所佛寺的殘跡。據傳，7世紀時玄奘曾在那個廟任主持。
這一帶是印度河谷區，東面是喀拉崑崙山，西面是興都庫什山。玄奘去印度取經，就是翻越喀拉崑崙山沿著印度河谷南下進入次大陸的。因為只有夏天才能過雪山，玄奘在回程中為了等候適當的翻山季節而在附近的一個寺廟掛單。由於他的名聲太大，反客為主，成了該寺一時的主持。
顯然，探訪這個遺蹟我有極大興趣。一想到前面可能就是《西遊記》裡寫過的XX國，眼前立即浮現出一幅圖畫，一隊取經的師徒四人，在45度高溫下，艱難地跋涉，不禁感到我們的一隊三人也正同悟空和八戒兩位難兄難弟分享著旅途的煎熬。
意大利朋友想的則是另外一幅圖畫，在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時代，這裡是羅馬帝國和大漢王朝的交會點。在北面的奧可斯（Oxus）河谷，則是13世紀馬可波羅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的路線。
這時，最苦的也許是那位美國朋友，除了感到45度的高溫，他大概不能體會這些豐富的歷史情感，對他來說，公元7世紀無異於宇宙起源之前了。
11點半，我們終於找到了那個遺蹟。廟堂建築已全沒有了，只有地基和一些石雕還在。這裡雖是穆斯林地區，但對這個佛教古蹟仍嚴加保護，對玄奘也有極高的稱頌。廟的周圍是一大片稻田，幾個巴基斯坦農民正在堆稻梗。我有過這種勞動的經驗，所以馬上注意到他們用的三股大叉（豬八戒九齒釘耙的原型）同中國的完全一樣，稻梗的堆放方式也一樣。這是不是玄奘當年傳授的呢？
意大利朋友則注意到，廟中殘存的一些石雕明顯具有希臘韻味。特別，那些裸體佛雕更是典型的古希臘羅馬藝術。這種佛體石雕似乎沒有隨著玄奘傳入中國，或者傳入了而沒有被中國社會所接受。無論如何中國還是接受了大量玄奘從“西天”帶回的文化。
參觀後，我們驅車沿著斯瓦特（Swart）河谷北上，傍晚到達卡拉姆（Kalam）山腳下。休息一夜，第二天一早，爬山。在距雪線高度還有一百米的地方，我實在累極了，仰天躺倒在半山上休息，遐想。高空很靜，眼前只有默默飄過的白雲，巍峨的興都庫什群峰，峰上的雪，雪後湛藍湛藍的天……
這時我又想起唐僧師徒四人，可惜《西遊記》沒有描寫取經之後的故事，不知他們是如何馱負著百萬卷的經文翻越這高達雪線的大山，回到中國的。
玄奘回國後，拒絕皇帝賜給的高位，專心致志於譯述佛經。玄奘是對的，中國需要的不是向皇帝朝貢一部梵文經典，中國需要的是一個普渡眾生的精神世界。
人類不斷地普渡著自身，中國面臨著新的普渡。
15.改革的潮流中
80年代一開始，改革就成了中國最時髦的詞彙。
我於1980年7月從巴基斯坦一回到國內，就參加了一個會議，討論科技大學如何進行改革。
當時，人人談改革，任何事都離不了改革。但是，到底什麼是中國的改革，誰也說不清，就連“倡導”改革的鄧小平也只說“摸著石頭過河”。是摸什麼石頭？是過什麼河？也沒說。
依我看，改革的標誌之一是打破毛澤東時代的禁區，一開始，確有一個個禁區被打破。
1980年8月，宇宙學正式地不再是禁區。全國召開了第一次宇宙學討論會。會議也是由我們研究室負責組織的，它與四年前的合肥會議已不可同日而語。會議地點不再是訓練越共的地方，而在風景勝地廬山。漂亮的蘆林飯店前廳裡，用大字寫著“宇宙學討論會”。
9月一開學，科大開始在基層實行民主選舉。雖然這隻有象徵性意義，總也是個進步。我在那一次被選為物理教研室主任。這個教研室負責全校的基礎物理課程（普通物理，理論物理和基礎物理實驗），共有一百多人。
10月，開始大量派遣學生留美。哥倫比亞大學李政道先生建立了一個CUSPEA(China 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pplication)計劃，即在中國統一考試，招收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去美國各大學念博士學位。我是CUSPEA委員會成員之一。那個月召開第一次錄取會議，一次就從全國錄取了102名學生。
11月，在北京召開科學哲學討論會，我被邀去發言。我公開批評了列寧對馬赫等物理學家的批判。聽眾平靜，不再接到1977年那種條子——“這是反革命言論”。
連續四個月，一切順利。
1980年12月，開始碰到了一個仍不準進入的禁區。
那月初，在合肥召開一個全國性的會議，主題是“科學學，人才學，未來學”，簡稱為三學會議。大約有400人參加。我不是會議參加者。當時我正忙於上課，每星期講六小時的電磁學，無暇參加太多外界活動。但會議主持人專門來邀我作一個短的發言，他說，無論對“未來學”有沒有研究，人人對未來總會有一個看法。這當然對。
於是，12月7日上午，我去三學會議發言。我只講了一個很平凡的觀點：現代科學發展已經大大改變了時代，中國的未來不可能將永恆地靜止在馬克思主義時代上。發言的結語是：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內容都已經落後於時代了，應當改造。人類歷史中有許多不同的文化或文明時期，馬克思主義文化或者也可作為一段。一段時期的過去，也許不是壞事，因為，人類總是脫掉舊思想才能進入未來的。
我想，在改革的潮流下，誰還會相信，100多年前的馬克思主義不會過時？事實上，今天的世界就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論斷是根本不正確的。
沒想到，這個簡短的發言，像是1955年在北大團代會上發言的重演，當下會場就亂了，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場上議論紛紛，原定的後繼發言都無法進行下去。
當天下午，會議就請來安徽省委書記張勁夫講話。他雖然沒有直接批評我的發言，但暗示，會議不要再討論“過時不過時”問題。
就這樣觸了礁，儘管是軟觸礁。隨後又有一次軟觸礁。
1981年初，科大數學系的幾個學生帶頭，成立了一個學生組織，叫“學友之聲”。他們並沒有（或尚未進行）任何政治活動。學生邀請我去講一次話。佈告出來後，科大的黨委書記特別來勸阻，希望我不要去講。但他實在沒有充足理由，我還是去講了。
我講了一個道理，數學系的學生特別能明白。這就是，如果改革只能在一個不得加以改變的邊界內進行，那等於說不準進行改革，因為，有一條數學定理說，邊界條件確定以後，內部的解就是存在而且唯一的。
不久，“學友之聲”被迫解散。應驗了“存在唯一定理”。
後來我才知道，當局內部有一條極硬性的規定：各大學要堅決設法解散一切學生自發的組織。自從鄧小平鎮壓了北京西單民主牆後，任何學生的獨立組織，都是絕對不允許存在的。
改革伊始，學生與當局之間，就有裂痕。學生主張的是科學無禁區，當局則只准學生在一個空間有限的鳥籠中“改革”。
應當說，當時的裂痕還不很深。
1981年3月，我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
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制度是在1956年建立的。它是仿效外國的科學院院士制，學部委員相當於科學院院士。這是中國最高的學術榮譽稱號，全國共約400人。按科學界的傳統，學術稱號應當是獨立的，無關於政治的。
但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後，隨著知識分子地位下降就再也沒有選舉新的學部委員，而且，還以政治理由開除了一些學部委員，到文化大革命時，更完全取消了學部委員。1980年，知識分子價值回升，再次恢復學部委員制。仍不是獨立的，當時的科學院院長就是一位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不是學者。
因為，我在三學會議和學友之聲上的發言，當局都是不高興的。所以，儘管按票數我當選了學部委員，但仍可以被當局以政治理由取消資格。我的一些朋友很擔心。
擔心的事並沒有發生。但這並不表示當局忘了我的發言。4月29日，安徽省委書記顧卓新找我談話，在場的還有安徽省中共黨校校長。話題就是三學會議。我想他們是要批評我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我重申了我的看法後，等著他們批評，結果他們並沒有多說，談話就草草結束。這是第一次受到當局的特別“關心”。
第二次是5月12日，在北京，那時正在開學部委員大會。方毅找我談話。方毅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是全國負責科學界事務的最高官員。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他也沒有說我的觀點有什麼錯，而只說“有的話，並不錯，但也不能隨便說”，也就草草結束。
總之，當局對我採取了安撫的態度。只要我不再在公開場合發表我的意見就行了，甚至他們可以在私下說我的觀點“並不錯”。至於“無論對錯，都不要隨便說”，這是暗示，如果能注意說話的時機和態度，就會有我的前途。中國的一條為官之道，就是看時機而說話，並不在乎那些話有沒有道理。
不過，我還不想做官。1980年3月，我還在劍橋時，在給李淑嫻的一封信裡就說過：“我今後的方針仍然是：不想在中國當官，而是去擴大我們的科學力量。”就目前中國的情況說，當官（哪怕是科學官），難免同流合汙。有時這是個人的力量無法控制的。不當官，才能保持一個有利的“罵”的地位。我這些年，還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之一，就是我還敢“罵”。我想，這是改變中國社會現狀少不了的事。我以身在民間的地位去“罵”，自由得多。
總的說，當時我的主要興趣和精力是在“擴大科學力量”上。顯然，這是中國的改革必不可少的，我需要在這方面爭取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
那一時期，除了常規的事——給學生上課和進行研究以外，我做的最多的是努力擴大我和我的同事與國際同行之間的聯繫。從我的日程表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1981年6月12日到7月3日，去伊斯蘭堡（巴基斯坦首都）。
1981年9月23曰到10月7日，去的里亞斯特（Trieste）。
1981年11月3日，去日本。
去伊斯蘭堡是參加第三世界的物理討論會，中國科學院派了一個10人代表團赴會，我是團長。
去的里亞斯特，是籌備1982年將在中國召開的第三次格羅斯曼會議（Grossmann Meet-ing），我負責地方組織工作。
去日本，則是到京都大學基礎物理研究所作半年的客座教授。
改革就是要介入國際社會。
京都大學的基礎物理研究所，是湯川秀樹建立的，他是日本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湯川愛好中國古典文學，在研究所的報告廳裡掛著一幅湯川的書法，其中他抄錄了一段莊子與惠施關於“游魚之樂”的論辯。（邀請）我的主人，佐藤文隆教授說，這是湯川最喜歡的一段中國哲學。
在京都期間，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學的客房，北白川學舍。距大學很近。生活很方便。我不懂日文，但日本到處都有漢字，往往可以猜出十之五六的含義。所以，在日本生活不像在歐洲，沒有那種極強的異鄉感。
在日本有一種在歐洲所沒有過的感覺，即祖先感。在文化上精神上似乎感到自己是這裡的祖先，日本處處可以看見中國文明的複製品。京都的整個格局就很像中國的西安，這個城是在唐代時仿照西安而建的，一些城門的名字就同當時西安的一樣。每逢我的日本朋友帶我去神社參觀，常常要倒過來，我給他們作講解，因為，神社裡的對聯或偈語大都是用中文寫的。看日本傳統戲“顏世見”，日本朋友要藉助日文字幕，而我則可以直接看上面中文，雖然那往往是不十分通順的五言古詩，但還押韻，如“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峰頭，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
我到日本五天以後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日本當年在引進中華文化時，大概是‘凡大唐的東西就是好’的。”比如，商店的字號一般都是中文，其中有的用“大仙”、“王將”、“道樂”等褒義詞的，同時，也有用“山賊”、“南蠻”以至“倭寇”等貶義詞。這些字，用恭正的楷書寫在店面的匾額上，我們看來，是啼笑皆非的。可以想見，在大唐時代，即使用中文罵他們，他們也樂滋滋地認為這是在教他們呢！這種態度，似很好笑，但何嘗不可敬。這種學習精神，比起“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學習論，似乎太不精當。但中國在吸收現代西方文明中，可能正是“精當”有餘了。
這種看法，隨著我在日本的時間越長，感受越強烈。由於童年時代經歷的戰爭，我對日本始終存有一種先天的戒心。雖然對幾個日本朋友也同對其他朋友完全一樣，對整個日本，心中總有一塊除不去的芥蒂。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不應當有偏見，日本的繁榮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人的成功。他們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力，就遠遠強於中國。
沒有一個全方位開放的胸懷，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
1981年底，我去沖繩度假。12月26日，我從大阪的南港上船。這是一條7500噸的大輪。因接近年關，我只買到二等艙票，是個大通艙，可容50個人，鋪滿日式的塌塌米，很乾淨。乘客極多，甚至有人就睡在通道上，很像中國年關時的擁擠景象，但無吵鬧。
41小時的航程，一路經過都井岬，佐多岬、尾久島、龍美島等地，東邊是太平洋，西邊是東中國海。八世紀時鑑真和尚東渡日本時的航路就在不太遠的東中國海上。因為沒有《西遊記》那樣的小說描寫鑑真東渡的故事，所以在中國鑑真遠不如玄奘出名。但是，在奈良至今完好地保存著鑑真講經的唐招提寺，而且它在日本也很出名，相反，玄奘譯經的興教寺，已破損不堪，在中國也很少有人知道在西安還有這樣一個著名的寺廟。
12月28日一早，船抵那霸。第二天，我參加全島一日遊。一上旅遊車，導遊的小姐（說英文）先讓每個客人自報國籍，輪到我了：
“中國。”
“是臺灣吧。”小姐順口而說，表示她明白“中國”的含義。
“不，北京。”我又說。
“……！”
我想我可能又是第一個。當然，這回絕不同於西西里島，因為，琉球島的許多先民都來自中國大陸，甚至當年這一帶的日本海盜也要請中國人來當首領。事實上，這個一日遊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說明琉球的文明最早來自中國。當年琉球國的首府是首裡，今天在首裡的入口處仍有一箇中國式的牌坊，上面寫著“守禮之門”，是顏體字。日式屋頂的瓦形大都是平的，而在琉球，屋瓦則是典型的中國式的凸凹相間形式。我們參觀一個菠蘿園和製糖廠，主人告訴我們，菠蘿製糖術最早是由36家中國移民帶來的。我住的飯店老闆知道我來自中國大陸後，極熱情，因為他的祖先（已記不清第幾代了）也來自大陸。他們說中國話好聽，雖然他們聽不懂我的話，也許只因這是他們祖先的語言。祖先感又油然而生。
中國人喜歡自認為別人的祖先。小學生剛學會寫字，就愛在牆上寫“XX是我孫子！”，好像當爺爺者必定偉大。如今在琉球，我倒真當了兩天的“祖先”，這才猛地悟到，原來祖先也並沒有什麼特殊值得驕傲的，除了早誕生這一點外，祖先一般都是落後於子孫的。琉球原是個不毛之島，就連在這裡繁衍的子孫，如今也已超過了他們的大陸祖先。還有一種邏輯，似乎子孫的成功就證明了祖先必定處處偉大。看來也不盡然，如果一切今天成功都歸功於祖先，就忘了宇宙萬物都來源於從無到有的創造。一代人的進步，首先在於一代人自身的從無到有的創造。
1981年最後一天，我從琉球飛到長崎，在那裡過新年。早在用帆船渡海的年代就有不少中國人在長崎過年。長崎是日本距中國最近的一個大港口。中國商人很早就往來於大陸和長崎之間，每年刮西風的季節從大陸越洋來日本，刮東風的季節回家。所以，這些商人大都半年在日本，半年在家。長崎有很多當年中國人的會館。崇福寺是福州會館，興福寺是江浙會館，還有聖福寺、花月、唐人屋敷等也都是中國人聚集地。可以想見過去中國商人在這一帶的營營碌碌景象，現在均已人去館空，無人憑弔，甚至觀光客也極少，完全是一個被遺忘了的世界。
我於1982年4月結束在日本的訪問，經臺灣到香港。在香港大學逗留三週後回國。隨即投入了第三次格羅斯曼會議的組織工作。
格羅斯曼會議是每三年召開一次的討論會，主題是廣義相對論和相對論天體物理。從國際眼光看，這是一個極為平常的會議，規模中等，參加者在300人左右。但是，在中國召開這樣大的國際性物理會議，在當時還是第一次。
會議地點選在上海。40年前上海是東亞最大的城市，長崎以至東京都是不可比的。然而，經過了40年的門戶關閉，全上海已找不到一個飯店有經辦國際學術會議的經驗。最後我們選定了錦江飯店。它是上海最好的大飯店，凡有各國元首到上海訪問，都在這裡駐蹕。但這個飯店對學術會議的要求也很陌生，整個飯店裡甚至沒有一臺學術報告用的投影儀。
會議在8月下旬召開。從6月中旬開始我就全力地投入了組織工作。名義上，我是負責學術組織，實際上，食宿問題等都必須過問。中國是中央計劃經濟國家，按當時當局的規定，對每一位訪問中國的外國客人，無論是國家元首還是科學家，主人事先都必須為他們制定一個周詳的訪問日程表，要精細到每一頓飯在什麼地方吃，飯量的大小等等。所有計劃都要印成紅頭文件（即政府級文件，用國徽級印章），通知有關部門執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努力地發揮想像力，估計出二百多位國外的參加者每一個人在一週會議期間的每一頓飯在哪裡吃，吃多少。可想而知這種組織工作有多麼的複雜和困難。京都大學的佐藤文隆教授來過中國，很有經驗，他很早就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夫人和女兒將同他一起來上海參加會議，信中打上重點號的一句話是“給我們三個人訂兩份飯就夠了”。
最嚴重的危機是有關以色列參加者。中國政府當時的政策是，拒絕給任何以色列人發籤證。我們很早就向中國外交部提出申請，應當考慮國際科學交流的公認原則，予以色列參加者方便，發給簽證。直到1982年6月仍未見當局迴音。一些美國物理學家沉不住氣了，宣稱如果不解決以色列參加者問題，他們將抵制這個會議。會議的國際組織委員會主席也很著急，為此專門來北京磋商，若不能解決就將考慮更改會議地點。我們再去外交部重申一次。最後終於達到妥協，容許兩名以色列學者（T. Piran和T. G. Horowitz）入境。他們到達上海那天，為防止在海關再節外生枝，我專門去機場接。這是第一次有以色列公民進入社會主義中國。
幾乎每一件小事，就是一場改革，就是一場困難。
會議最終總算圓滿進行，一切順利。
順利不在於沒有困難，如果困難都是可克服的，就是順利。
改革面臨的困難，一類是毛澤東時代遺留的陳規陋習，這些困難正在一個個被克服；另一類是新的障礙和阻力，這類困難則給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層更令人憂慮的陰影。
從1978年改革一開始，每年都要聽到幾聲同改革極不諧調的噪音。1979年的噪音是，鄧小平提出了所謂四項基本政治原則，它不僅同剛剛提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相矛盾，而且它的內容也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原則——六條標準完全一樣。果然，四項原則的第一次應用就是鎮壓西單民主牆（魏京生等人），隨後是1980年，壓制大學生的競選活動；1981年，批判電影“苦戀”。
儘管噪音不斷，改革還是在發展。事實上，那幾年與其說是共產黨在領導改革，不如更準確地說是老百姓在推著共產黨進行改革。許多農村的改革，是農民已經先做了，然後共產黨再發出文件予以追認。所以，可以說，是強大的改革潮流沖淡了各種噪音。如果共產黨的最高領導能一直順應這種潮流，減少噪音，追認各種改革，就很好了。
然而，共產黨內一部分很有勢力的人口稱改革，實則謀圖自己的特權，所以，共產黨的社會威信一年年地在衰落。大學生普遍不願加入共產黨，成績好的學生尤其不想入黨。因為，入黨並不光榮。1982年底，科大應用化學系的黨總支書記要我去給他們系的學生講一次黨課，主題是“為什麼要入黨？”上黨課，我是第一次。我鼓勵學生入黨，我當時的理由是：正因為現在共產黨的威信日趨低落，所以必須有更多的受過教育的人加入共產黨，這才能有效地改變它的面貌。如果有能力的人都不入黨，那麼中國仍然將由缺乏現代知識、沒有威信的共產黨領導，社會怎麼可能得到改革，得到進步？
在中國，辦任何事，哪怕像辦一個學術會議這樣的小事，也是事事都得通過共產黨，想躲也躲不開。因此，與其設法躲開共產黨，不如干脆加入共產黨去改造它。
天體物理研究室的成員，就在這一時期全部加入了共產黨。
1983年秋我和李淑嫻再次去歐洲。
9月8日，我們到達羅馬。在羅馬大學物理系工作三個月。
這一次我們是住在教皇的夏宮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它是梵蒂岡天文臺所在地，還有一個很大的教皇花園。我們剛到崗多夫堡時，教皇保羅二世還在夏宮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聖彼得大教堂。
崗多夫堡是一個極古雅的小鎮，位於羅馬南郊的一個小山崗上，崗下濱臨一個橢圓形的火山湖，名叫阿巴諾（Albano）。湖面開闊，深而無浪，曾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划船比賽場。湖的四周被密密的樹林環繞，沿湖走一圈，要用四個小時。一到週末，許多羅馬人就來這裡野遊（郊遊）。
從崗多夫堡到羅馬有火車，40分鐘的車程。火車站就在崗下的湖邊。我們每天就乘火車去羅馬。從我們的住地到車站，有一條捷徑，它是一條沿山崗垂直而下的石階，深掩在樹叢中。每天清晨，當我們拾級而下的時候，往往靜無一人，只有幾條野狗。後來，這幾條狗成了我們的朋友，每當我們出現在這條小路上時，它們就前奔後突一路護送我們到車站，絕對出於自願。
我們在崗多夫堡的住地，一度成了一箇中國人的活動中心。當時來意大利的中國人已經很多，西西里島和撒丁島也都有了中國學者或學生，大大不同於1979年我第一次來意大利時的情況。我的朋友和學生中，就有近十個人在意大利。我們在崗多夫堡的公寓很大，成了過往羅馬的中國人一個方便的食宿地。一個由新疆科協主席率領的正式代表團一度也住在我們那裡。
在國外的中國人聚會在一起的時候，最常見的話題是中國的改革，中國的前景，中國和外國的對比。有一次，大家談起意大利人的懶散，歷數意大利人的種種懶散像，相比於中國人的勤勞，確似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當時正好也有意大利人在場，他們倒並不忌諱我們的批評，說到好笑處，他們也一起笑，他們完全承認意大利確是以懶散著稱於世。但是，他們也批評了中國一句，使我歷久不忘：
“中國人都非常勤奮地工作，努力使中國保持不發達。”
這個批評雖然使中國人大失面子，但細想想，何嘗不對？就連懶散的意大利都已經是發達社會了，所以，保持中國的不發達於數十年不變，的確是一件需要“勤奮和努力”的事。
10月，消息從國內傳來，一場“努力使中國保持不發達”的運動又開始了，這就是“清除精神汙染”，目的是批判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的一切不良影響。當然，這個運動不會傳到意大利。但在崗多夫堡的飯桌上，精神汙染也成了一個熱門話題。有一次，記不得是誰了，發表了一個極獨到的見解，他說，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的最大精神汙染就是馬克思主義，本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不去實行它，反而傳進中國，汙染得中國至今仍然落後。
1983年11月我們再去德國。先到慕尼黑。我們的主人是普朗克（Planck）天體物理研究所的波諾（Borner）教授。11月15日上午，我在天體所做了一個報告，題目是“暗物質”，那是我當時研究的課題之一。
當天下午，德國總統卡斯滕斯也到了天體物理研究所。他當時正在進行一次“長征”，即從北到南，步行整個德國。很巧那天他正好走到了天體物理研究所。他就在研究所大樓的前廳裡發表非正式的講話，聽眾不多，只有20個左右。好像他知道有中國人在場，所以曾問，中國領導人現在還有沒有長征。
當晚，我們就離開慕尼黑，飛西柏林。到柏林市中心時，天已很晚了。繁華的庫坦大道（Kurfürstendamm）已經很冷清了，許多旅店都已客滿。在大街上徘徊了一陣後，找到了一家很小的旅店過夜。
16日一早10點，我們從invaliden通過柏林牆，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東德。雖然這次我又是坐旅遊車，但我的目的全然不是遊風賞景，我要在馬克思的故鄉看看馬克思發明的共產主義。
一切不出所料，中國沒有的這裡也沒有，中國有的這裡也都有。
一進東柏林，就有導遊的小姐來兜售東德的郵票，雖然我們的護照已經說明我們也來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售貨的小姐仍希望我們付硬通貨（強勢貨幣），而不想要東德馬克。
蘇軍紀念碑，也似曾相識，中國雖是二次大戰的戰勝國，卻同戰敗的德國有類似的紀念碑。
車從西柏林到東柏林時，沒有任何盤查，而當車離開東柏林時，東德的邊界警察在車上車下搜查了足有五分鐘，以防匿藏的逃跑者。
在西柏林的這一邊，則看到一些花圈掛在柏林牆上，那都是獻給越境時被射殺的無辜者。
無需再看多了，警察和花圈已經使答案一目瞭然。傍晚5:30我們就離開柏林，飛回慕尼黑。此行整整24小時，花了1000馬克，但卻是最值得的一次花費。因為，我看到了無可辯駁的結論：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發明的社會主義，失敗了。
這種社會主義，救—不—了—中—國。
16.治理科技大學
早有傳聞，要任命我當科技大學的副校長。1981年我還在日本京都大學訪問的時候，就有科大的同事來信告訴我一個“秘密”：科大校黨委向中央呈報的名單中，已推薦我任副校長。
當時，胡耀邦剛剛當共產黨的總書記，他推行的政策之一就是領導班子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各個單位都在按照這一選擇規則物色新的領導。我被選中，並不意外，因為，當時我是全國最年輕的正教授和學部委員之一，同時，我的共產黨黨齡—— 26年（1955至1981），在同齡人中也屬最長之列，儘管26年中有21年（1958-1979）是在被開除出黨的狀態。
對於應不應當去當副校長，我自己很猶豫，多少有一點自私的考慮：不願用太多時間純做為公眾服務的行政事務，只想多一點時間做自己有興趣的研究。我的朋友中也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贊成，理由是作了副校長可以為更多的同事創造一個良好的校園環境，對科大整體的發展貢獻更大。另一派反對，理由是我的所長是物理，做副校長的行政工作，是浪費精力。一位著急的朋友還特意寫了篇文章在《科學學》雜誌上發表，題目就是“方勵之不宜當副校長”。
其實，不必我的朋友著急，當局心裡也並不認為我適合當副校長，對我的任命等了三年，直到1984年春也沒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不批准的理由沒有言明，但很容易猜到，仍是由於我在1980年的那次不合規範的講話，令頂層領導很不放心。
到1984年夏天，任命突然又正式批准了。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理由也沒有言明。在中共治下，有關人事的任免，是最保密的一類事，極難探明箇中究竟。不過，當時的背景是，南京大學的學生已上街遊行，要求撤換既不稱職又不學無術的校黨委書記和校長，任命新的校領導；科大部分學生也躍躍欲試，聲稱，將發起爭取方勵之當副校長的活動，如果當局再不批准，就要鬧事云云。
為此，當局迅速地任命了一位非共產黨員教授曲欽嶽為南京大學校長，很巧，他也是我的同行，我們還合作發表過關於反常中子星的論文。在他得知任命的時候，他以及我和李淑嫻又正好一起在鄧小平的老家——四川南充師範學院講學。隨後我們又一起泛舟長江。從重慶經三峽到武漢的三天航程（1984年7月3至5日）中，我們住在兩間相鄰的二等艙裡。我瞭解得很清楚，當局之所以選中他當南大校長，就是希望能及時地平息南京大學學生的騷動。
下船之後，我立即被告知，我也要當一名共產黨任命的七品文官了。
在50年代初期，大學校長，特別是重點大學的校長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按“官階”大約相當於部長。自從反右派運動之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日趨下降，大學校長也迅速貶值。到1984年，重點大學的校長只等價於一介局長。儘管鄧小平一再強調要重視知識分子，可是在鄧治時期，教授的最高工資卻要比毛治時期還低20％，大學校長的“官階”也從未升過值。
另一方面，重點大學校長的任命過程，卻類似於部長，要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審批。原因是，大學從來是是非之地，其幹部的任免要由中央直接掌握。儘管如此，大學校長還並不擁有管理大學的真正權力。就一般情況而言，學校的小事必須通過大學黨委決定，大事則都歸國家教育委員會管。總之，大學校長扮演的是一種位卑責重而又無權的角色。
有一個故事，可以定量地標誌大學校長的權利大小。有一次，我訪問上海交通大學，他們告訴我，該校有一項任務，按國家教育委員會所規定的方法計算，得到的一個數字是44.4％。為了便於執行，應把44.4近似為44或45，即或者捨去0.4，或者把0.4進為1。但是，大學校長竟無權決定這0.4％的取捨，即0.004的取捨，而必須請示國家教委裁定。
我擔任科大副校長期間（1984年9月至1987年1月），稍有例外——學校裡一直沒有黨委書記，也沒有一個健全的黨委會。可能是中央書記處太忙了，沒有顧得上任命科大的黨委。科大雖是當時全國十所重點大學之一，但位處小城合肥，不在戰略要地，被中央當局一時忽略，也並不奇怪。
同我同時任命的科大校長是管惟炎教授，他也是物理學家，專業是低溫物理，是蘇聯物理學家卡皮查的學生。60年代初，我在物理所參加固體物理研究的時候，就認識他。相同的學科背景，使我們很容易合作。儘管他身兼黨委副書記，但我們更習慣於用物理學家所熟悉的觀念和方法來討論問題。
就這樣，陰差陽錯，那兩年的科大校長和副校長倒真是沒有黨委來監管，有了一點實權，可以稍微自由地在校園裡翻翻筋斗。
到後來，科大學生上街遊行，並引發了全國29個城市的156所大專院校的學生遊行，中央當局才猛地發現，還沒有給科大任命一個黨委書記呢！但為時已晚了。
話說回來，就是中央當初任命了一位黨委書記，科大也會有一場或大或小的衝突。因為，我和我的許多科大同事早都公開地宣稱反對國家教育委員會所推行的政策。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教育界有場很激烈的爭論：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1949-1966），教育工作是不是失敗的？錯誤的？我和我的許多同事是17年的否定派，國家教委則是肯定派。
在我們看來，毛澤東最大劣跡之一就是破壞了中國的教育。不僅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使整整一代人失去了教育，就是17年的教育實質也是愚民。一個決定性的證據是，中國的文盲人數一直沒有減少，到80年代，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仍高達30％左右。另一方面，在教育中大力灌輸奴隸思想，完全背離現代教育觀。60年代的大學，公開以培養“黨的馴服工具”作為辦學方針。要求人人學習的“榜樣”人物是一個模範士兵雷鋒，他的“名言”是人人都應當“作一顆為黨使用的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80年代的國家教委仍堅持這種愚民教育方針。普及教育得不到振興。而用來教育大學生的一個新的“榜樣”人物，是一位剛被髮掘出來的“模範奴隸”曲嘯。曲的經歷是，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坐牢近20年，以致妻離子散。應當說，他個人的遭遇本是值得同情的。但是，1985年後，他到許多大學演說，他的結論是，雖然他有不幸的遭遇，但那是“共產黨打了我，就像娘打了兒子一樣”，因此不應當追究是非，打你是愛你……似乎每個人都應像他那樣，甘願當一個不斷捱打的共產黨的兒子。
大學生是不是共產黨的兒子？
已經生活在現代化社會中的人，會覺得這個問題極為荒誕。但在80年代中葉的中國的大學裡，這個問題絕對真實地存在。我當副校長後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努力去證明大學生不是這種“兒子”。我有一段多次用過的“不是兒子”的證詞，現再徵引如下，以為那個時代留念。
大學裡經常教育學生：你們應當好好學習，黨給你這樣好的機會，還不好好學習？作為一個公民來講，好好學習當然是對的。但說這是黨給你的機會，國家給你的機會，你是黨和國家的兒子，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我們要問，黨是哪裡來的？怎麼給你的？受教育是公民的一種權利，我們有權受教育，而不是黨給的。那種黨給的說法，是一種封建的觀念。我們生來就有思想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
從經濟上算，也是每個人都交了稅，這已經包括了受教育的費用……不是黨給我們上學，而是政府必須給我們辦學校。中國也一樣，大家也交了錢了。儘管在座的都是學生，但你們的父母，早已經為你們交了足夠的錢。交了多少可以算出來。科大教職工與學生之比大約是1:2。科大的培養週期是五年，即五年畢業。這等價於一個教職員平均每五年培養兩個學生。兩個學生值多少錢？一個學生少說也值兩萬元。要科大代為培養學生是要付錢的，這說明學生是有價值的。儘管國家不承認有人才市場，但學生的價值是可以度量的。就算兩萬一個，即以最低價格計，兩個學生是4萬元。也就是說，科技大學一個教職員的平均產值是每5年4萬元。但是，教職員的平均工資是每月100元，5年只有6000元。還有3.4萬哪去了？當然還有其他的成本，儀器費等，這也可以計算，大約是1.5或2萬，所以，科大每個工作人員，每年大約要向國家上交3000元，這就是上交所得稅，稅率平均高達70％。因此，上學的機會不是你共產黨給我的，而是我們上交了錢。在共產黨革命的時候常問是誰養活誰？現在我們也要說清楚，是誰養活誰。觀念上一定要改變，不是黨給的，而是每個人自己的權利。
總之，大學的功效不是培養“兒子”，而是要造就人。
1984年10月，我們剛任職，在第一次演說時，學生問我，“你想把科大辦成什麼樣的大學？”我的答案就是“大學應當成為思想中心”。確實，中國太需要有創造精神和獨立思考空氣的大學了。就這樣，公開了我們向國家教委的挑戰。
後來管惟炎和我分別被免職和撤職，當局加於我們的是，系統地執行一條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把科技大學引向了自由化。對於我，這個“罪名”是莫大的榮耀。一點不錯，在主觀上，我們確實想使科大成為一個學術自由的環境。
慚愧的是，我們做的還很少，還沒有來得及創造出一條系統的辦學路線，科大也還遠遠沒有達到我們所預想的境界。
一開始，我們做的幾件小事只是：
嚴格地分開黨和政，各級共產黨組織都不得介入有關教學和研究等事務的決策；
把經費的分配、教職的聘任、人員的升遷等等的交給由教授學者等組成的各種委員會決定。
教職工代表會和學生代表會有權評議和監督校政，批評系事、校事，甚至黨事和國事。
取消學生政治輔導員制度，取消對學術報告會的政治審查。……
科技大學不大。大學生只有不到4000，研究生1000多。各級教師和研究人員1400人，工人及其他輔助人員1500人。校園佔地80畝，約有20萬平方米的建築。
全校有30多個研究單位，每年發表的研究論文和研究成果大約800項。
學生的質量很好，在全國性的各種考試中，總在前三名之內。比如，1980年以後，每年美國各大學物理系聯合在中國招收約100名研究生，科大學生連年取勝，最好的一次，其中有36名出自科大。
依我的經驗，當一個大學副校長要比當一個物理學家容易。特別，在一箇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大學的關鍵數字，如人員數、工資額、招收學生的標準、校舍規模等等全由中央決定，無須校長費心。
一開始我的職責是管理全校的科學研究和經費。後來，我是第一副校長，管的事就更多。管惟炎不在的時候，要代理一切。
首先，我發現，許多事根本不必去管，大學裡都是受過教育的人，讓個人自己去自由地翻筋斗，其結果遠比你去事事指導好得多。當然，這樣做會顯不出領導者的權威，也就是說，只要你不介意失去那種“萬事通”的權威形象，你就可以使你的事務大約減少40％。
其次，日常事務要求我做的是，對種種申請做出決斷：批准或不批准。這很像物理考試常用的“是非”選擇題。統計而言，80％的行政“是非”選擇題，我可以在一分鐘之內定；15％的題要考慮十分鐘；只有不到5％的問題要費較多的時間。這明顯地比我回答物理問題的速度要快。
稍微麻煩一點的事是分配經費。當時全校的年經費大約是2000萬元（人民幣）。按人均，這在全國的大學中幾乎算是最高的。但仍不敷支付不斷增大的各種需求。所以，一年一度討論和決定預算的幾天，往往比較難過，不斷地計算、爭吵、遊說、交易。但是，實在說，這也並不是大難題，大家知道，最後必須妥協。
再有一種費時間的事是吃飯。中國有一種不能算壞的習慣，無論什麼客人來，主人都必須請吃飯。問題是許多飯都規定要大學校長作主或作陪。當時的科大，對外交往越來越多，每年有近百起外國客人，更多的國內客人，陪吃陪喝變成了一種負擔。但是，無論如何，陪吃的難度不能同上最簡單的課相比。
可見，當官不難。不少人，當上共產黨的官後，表面似乎顯得很忙，開會、講話、髮指示、不停地在大小場合亮相。但你注意，這些人往往同時立即開始發福。而且，官位越高則發福度也越大，這種正相關恰是當官不難的一個定量證據。
似乎早有預感，我不會長久地當這類官，所以，我堅持了兩條：一、除了陪吃之外，其他時候都在學生的食堂吃飯；二、給大學生上普通物理課，每週講4小時。天體物理研究當然更沒有間斷，每年仍發表十篇左右的論文。1985年，我和日本京都大學佐藤文隆合作的一篇文章還獲得了一年一度由國際引力學會頒發的論文獎一等獎，文題是《類星體紅移分佈的週期性是否意味著宇宙是多連通的？》
平均而言，我每天用於學校行政事務的時間大約是四小時，即大約一半時間消磨在校長辦公室。
如果就這樣按部就班地當副校長，既無風險，又有斬獲，也許過幾年還可以再升官。確實，共產黨的宦途，一般是隻升不降的。只要你能堅持不理事，過幾年也往往會有新的榮升。這一條為官的真言是一位維吾爾族官員示範給我的。
1983年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科協主席阿XX訪問的里亞斯特國際理論物理中心（ICTP），因中心主任薩拉姆教授是穆斯林，所以很想幫助維吾爾族穆斯林，他提出每年可以邀請兩位新疆的物理學家來中心訪問，費用全由中心承擔，而且不要求新疆方面有任何相應的義務。但是這位科協主席堅持不在這個合作計劃上簽字，我的一位新疆同行深為不解，最後主席悄悄地告訴他：“絕不要做任何事，更不要主動做事。”果然，他後來又升了官。
管惟炎和我後來之所以沒有好下場，潛在的原因之一，就是未遵循那句為官真言，主動地做了一點事。
一件事發生在合肥—北京—羅馬。
1983年我在梵蒂岡天文臺訪問的時候就得知，因為羅馬夜間的天空背景太亮，該臺的望遠鏡大都已廢置不用。其中一臺口徑1米的施密特望遠鏡，質量是很好的，如果放在具有良好觀測條件的地方，還可以做不少研究。因此，我建議他們把這臺望遠鏡送給中國，因為中國有許多地方與羅馬的緯度相同，不難找到適於放望遠鏡的地方。梵蒂岡天文臺長科因（G. Coyne）教授欣然同意了。
這本來是科學界的一種交流，沒有額外的含義。但因涉及梵蒂岡和中國二者，為了不節外生枝，我們極小心地設計了一個穩妥的轉送方案，即先由梵蒂岡天文臺將此鏡送給一個國際組織，再由該組織送給中國。
經過一年的磋商，中國科學院接受了這一計劃，並決定將該望遠鏡放在新疆烏魯木齊天文觀測站，鏡址也選定了。1985年春，中國科學院派了五個人（我不在其中）專程去梵蒂岡天文臺，討論具體的拆卸及運送技術性事宜。經中國駐羅馬大使館科技參贊的同意，雙方簽署了備忘錄。至此一切順利。
下一步的事，按邏輯，應是找一個國際組織充當中介。這個國際組織應同中國及梵蒂岡都有交往。1985年夏，我又去羅馬參加第四次格羅斯曼會議。那時，羅馬大學等正在籌備成立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ICRA），準備參加這個中心的有梵蒂岡天文臺、美國斯坦福大學物理系、美國空間望遠鏡研究所等。以ICRA作為轉移望遠鏡的中介，是十分合適的。於是，我決定代表科技大學天體物理中心參加ICRA。我想，作為一個副校長應有義務促成這件事。
我決定參加ICRA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給科大尋找財源。1984年意大利政府為了援助發展中國家，設立了一筆援款。凡有助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各種發展項目，都可以向意大利政府提出申請，取得贈款。我想，以科大名義提出申請，並有ICRA的支持，極有可能取得贈款。果如此，也就不枉擔任了一屆科大的管錢的副校長。
隨後的故事要逐天來寫。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羅馬大學校長魯貝提(Ruberti)，科因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單位草簽了ICRA的章程。
6月18日，討論ICRA組成及研究計劃。
6月19日，意大利《信使報》（Messagero）報道了ICRA的消息，特別提到有羅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梵蒂岡天文臺等參加。《美國之音》也簡單地報道了這條消息。
這件事中包含中國和梵蒂岡，似乎有些表面的新聞價值，所以新聞界注意了一下。但是中國與梵蒂岡二者共事於同一國際學術組織的先例，早有了。比如，中國和梵蒂岡就都是國際天文學會的會員國。我代表科技大學參加ICRA一事，沒有新意。所以，新聞界很快失去興趣。
6月20日以後，西方媒體再也不提這件小事。也沒有引發出任何猜測和評論。
6月21日，教皇保羅二世接見所有參加格羅斯曼會議的學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對此，媒體也沒有任何報道。可見，西方媒體並沒有誤認為我之加入ICRA與中國和梵蒂岡二者之間政治關係有任何聯繫。很清楚，ICRA等等是件純學術的事。
但是，6月22日和23日連續兩天，中國的《大參考》重複轉載有關ICRA的消息，放在政治欄目中。《大參考》是一種內部報紙，它只選登外國報紙和通訊社消息，只有局級以上的幹部有權訂閱。
顯然，《大參考》兩次選登同一消息，說明國內倒有人為ICRA這條消息而神經自我緊張起來。
果然，6月24日，中國外交部向中國科學院查詢有關梵蒂岡天文臺望遠鏡事以及ICRA事，並暗示這件事已經觸及了中國對梵蒂岡的外交政策。
本來，中國科學院清楚地知道望遠鏡的全部內情，只要據理回覆外交部，說明此事為正常學術交往，就完了。但是，在中國的官場，凡遇可能要追究責任的時候，本能的第一反應是推卸干係。所以，中國科學院立即把查詢之事轉踢到科技大學。
幸好，科大的許多同事很支持我為科大尋找財源的活動。不理會這個查詢。並且，很快轉告了我，北京-合肥發生的查詢。此外，還堅持要評選我為模範共產黨員。
6月27日，中國外交部又就此事查詢中國駐羅馬大使館。如前所述，大使館的科技參贊是直接經手此事的，完全知道這是一件非政治的學術交流。但同中國科學院一樣，想減輕干係。於是，找到我。
我把事情的原委寫了一個很詳盡的報告，以證明這件事並沒有違反中國對梵蒂岡的外交原則。如果說這件事有錯，最多是我在簽署ICRA文件時沒有事先告知大使館。我願承擔這個責任。當然，我知道，如果事前我真的告訴大使館，要他們點頭同意，那至少要使事情的進展推遲半年。所以，只要事情合理，不如先斬後奏。大使館也接受了我的這個報告。
到此真相全部大白，證明是一場自我虛驚，並無外交問題。本可以結束了。我也離開羅馬到的里亞斯特的理論物理中心，在悠閒的亞得里亞海邊，繼續為我和李淑嫻的小冊子《宇宙的創生》寫序言。
但不知什麼原因，北京自激振盪還在繼續。6月29日，中國駐羅馬大使館再度被查，這次來頭更大，據說在一次中央常委會上也曾提到這件事。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64週年。在合肥，為了紀念黨的生日，舉行了大會，在會上正式宣佈，我被評為該年度的優秀共產黨員。那時刻，我自己全然不知，正在亞得里亞海裡游泳。
一回到我的住地——伽利略樓，還沒來得及把身上的海水洗掉，就知道中國大使館正在緊急地找我，責令我於7月3日上午必須趕到羅馬。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緊要事。
只好服從命令，7月2日漏夜乘火車去羅馬，3日清晨趕到大使館。原來，緊要的事不過是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教授將於當天從北京飛抵羅馬，要我去親迎院長。作為科學院的一個成員，迎接院長也是應盡的義務，但要我從600公里之外的里亞斯特專程趕來迎駕，未免架子太大了。後來才知道，迎駕一事，是北京官方正式決定的。當時外交部估計，當盧嘉錫一到羅馬，必定會被記者團團圍住，詢問有關梵蒂岡望遠鏡事。責令我在機場，為院長解圍。
當日下午2時，我和幾個大使館官員到達羅馬達文西機場，恭候院長。飛機誤點，直到下午6時還沒有到。我不斷仔細地觀察機場大廳，始終沒有發現一個準備圍追我們院長的記者。機場氣氛倒是極其緊張，警察帶著警犬不斷地來回巡邏。不過他們並非專來保護院長，而是由於前一天，7月2日，這個機場剛剛被巴勒斯坦游擊隊爆炸過。
總之，無論在機場，或是在隨後的訪問中，沒有任何一個記者有興趣採訪院長關於ICRA的事。所以，外交部精心為院長所準備的關於ICRA的答記者問，沒有派上用場。七天以後，我陪盧嘉錫院長小遊威尼斯，聖馬可廣場上的海風終於使院長認識到他並無被記者圍攻的危險，輕鬆多了，好像聖馬可廣場上輕鬆的鴿子。這時，院長告訴我，他到羅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國外交部兩週一次的例行新聞發佈會，為了對付外國記者提問ICRA，外交部發言人也精心準備了答詞。很可惜，也沒有外國記者提這個問題。實際上，外國輿論早就忘了ICRA到底是哪幾個字的縮寫。
這一切都證明當局的認識和估計全是錯誤的，純粹是一場無事生非。但是，為了顯示權威，當局還是強行決定終止執行轉移望遠鏡的計劃。對於我簽字參加ICRA，以及據此為科大爭取意大利贈款事，當局找不出任何錯，故仍允許進行。但是，經過這一次折騰，這件事已大受內傷，隨後儘管努力了兩年，終也做不成。
內傷在於當局絕不喜歡主動做事的人。如果主動做的事不合當局者的心意，當然得不到喜歡，如果主動做的事暗合了當局者的心意，可能更危險，因為那是某些專制者最忌恨的“越位”。中國有句常用的成語“大智若愚”，其含義之一可能就是：真正的智者都會裝傻的，特別不要讓皇帝感到你能猜到他不想說的或尚未說的心思。
7月初，中國政府釋放了一位已關押30多年的梵蒂岡教廷任命的中國教區的主教。
7月21日，星期天，教皇在例行的聖彼得廣場講話中特別地向中國致意（salute）。
7月31日，星期三，又逢外交部兩週一次的新聞發佈會。發言人說，“中國注意到了教皇對中國的致意。”
看到這一組消息，一些年輕的同事很高興，說望遠鏡事可能還能挽回，因為，它不是正合了當局“注意到了教皇”的姿態嗎。但是，諳熟中國歷史和現狀的人則認為，正因為它暗合了當局的姿態，它是絕無挽回的希望了。
很可惜，望遠鏡和ICRA都撞上了“越位”這個大忌，因而夭折。不是由於我們真聰明到能猜出中國當局也正在這個時候要“注意到教皇”，相反，是我們傻到了忘記為人必須裝傻，所以，合該倒霉。
贈款沒有弄到，倒霉已經來了，果然，方勵之不宜當副校長。
17.資產階級自由化
大學生沒有不鬧事的。凡是在大學工作過的人，大概都會同意，要想完全防止大學生鬧事是不可能的。但是，當局規定的大學校長的任務之一就是嚴格制止學潮。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會接到一個文件，列舉出在哪些學校最近又發生了學潮。凡被文件列舉過的學校，就像學校發生過火災一樣，被認為是校長的失職。所以，不同學校的校長見了面，第一句話常常不是一般人的問好，而是“你們那有事嗎？”“沒事，沒事。”會心一笑，這個“事”，指的就是鬧事。
我一直認為學潮是一種健康的社會現象，就如人著了涼一定會打噴嚏一樣。或者，更準確些，可以比擬為颱風，局部來看，確有點“破壞”，但對於全球的溫度調節，颱風的貢獻是不可少的。大學生鬧事也是社會溫度的調節者。因此，只要認真解決鬧事的原因，事態自會平息。如果事出無因，更不必操心過度，等它自生自滅就是了。只要不傷人毀物，學潮即屬正常。
管惟炎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在管和我上臺的第一年裡，即1984年秋到1985年秋，全國有幾十所大專院校發生過鬧事，平均每週一次。儘管我們是“聽之任之”派，但科大卻保持零記錄，沒有學潮。
1985年9月一開學，北大學生就鬧事，貼大字報，要求“紀念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攻勢，佔領了中國東北，那時在野的中共立即提出勿忘九一八，發動抗日。到1985年，共產黨對學生紀念9·18的倡議反而惶恐萬分。理由是，現在要同日本人做生意，再紀念9·18就會破壞中國和日本的關係。當然，當局與學生之間的矛盾並不在表面的紀念活動，學生反對的要害是不少當權者在與日本商人做生意時的受賄等腐化行為。
9月18日，在當局嚴格的控制下，學生倡議的活動未能進行。許多北大學生不甘心失敗，宣稱要發動全國大學生紀念12·9。12·9也是一個共產黨的紀念日。1935年12月9日，共產黨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全國學潮，要求抗日。到1985年，共產黨自己也很怕自己的這個學潮紀念日。在12月9日之前兩個多月，當局就開始在全國部署防學潮。
10月21日，安徽省委向我們下達了防學潮的指示。按指示，大學校長和各級幹部應同學生座談，以示關心，軟化學潮。這個要求，對我不困難，我每天都和學生在一個食堂吃飯，不像英國劍橋的學院食堂，要分成上下席，教授不能與學生同桌共餐。科大食堂根本沒有席，教授和學生都得站著吃飯，餐桌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破壞了。
其次，文件要求各大學在臨近12·9紀念日時，舉辦各種娛樂性活動，如放電影等，使學生不能專注於鬧事。此外，在紀念日的前一兩晚，學校還應招待部分學生吃茶點（這要準備餐桌），特別要請那些可能帶頭鬧事的學生來吃，目的也是消除鬧事源。凡是使中央感到緊張的學校，請客範圍就更大。學生稱這種辦法是，中央越吃緊，學生越緊吃。科大並不是中央最擔心的大學，後來也招待了一百個學生參加這種茶點會。
對於北京大學，中央還專門派了工作組，坐鎮校園，直接指揮反鬧事。儘管如此防範，氣氛依然緊張。
12·9全國終於平靜地度過，但我卻陷入了一次危機。
事情始於11月初，我去北京參加物理學會主辦的玻爾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會。會議在北京大學的禮堂召開。我的報告排在11月2日，講的內容是，玻爾的量子論和量子宇宙學中的半經典方法。我報告時，除了原有的物理學會成員外，還有許多學生進場來聽，沒有坐位，就站在後面。我的學術報告常常能吸引較多的學生。正因此，我做學術報告時，有關當局也常派人來監聽，任務是“注意動向”。一位常年做黨務的朋友，知道這種監視，每次我報告後，常對我說，“今天‘他們’又來了，也不知他們聽懂了什麼。”
北大那天報告後，立即有不少學生圍上來問。無線電系的學生會主席也趁機邀我給學生講一次話，我答應了。講話時間定在11月4日晚。這一情況，當然馬上也就被進駐北大的工作組探知了。
那晚的講題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我知道北大的形勢十分緊張，當局早派了人來監聽並錄音。每逢這種情況，依我的經驗，講話用詞無需過激，幽默的暗示和嘲諷就足夠了。對於蠢笨霸道的正統意識形態，一場大笑就可以使它在人心目中的地位崩塌。而且，智力不夠發達的監聽者往往又不懂學生為什麼要大笑。
那晚的一場嘲笑著實激怒了當局。北大的工作組，立即向中央彙報了我的講話記錄。負責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胡喬木當即開始追究講話的責任。我的講話用詞謹慎，追究者始終說不出我論證的道理錯在哪裡。其實，激怒他們的關鍵是我點名批評了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的一樁醜聞——冒充頂替物理學家去美國長島參加同步加速輻射會議，趁機出國旅遊。
講話之後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合肥。一到科大，管惟炎就告訴我，我在北大的講話已經引起高層不滿，中央已經打電話來，要求科大就我批評張百發一事向北京市委道歉。道歉的要求被管拒絕了，因為，管本人即是被張等頂替的物理學家之一。張的醜聞就是由他首先在物理學會上公開揭露的。醜聞證據確鑿，毫無必要道歉。這更惹惱了胡喬木。他旋即批示：方勵之應當退黨。其他某些頂層官員也畫圈同意。事態嚴重了。
12月6到13日一個星期內，安徽省委一連三次找我談話。安徽省人口四千萬，面積與英格蘭一樣大，如此大省的最高官員，竟然能用三天時間消耗在我的一次講話上，可見中國的當局到底有多少時間認真管過中國的建設。
省委談話是“勸方退黨”的前奏。12月16日接省委通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主任王鶴壽將於當日接見我。中央紀委專為整頓黨員而設，想來接見的目的是要正式勸我退黨了。到了約定的時間，接見的約會突然被取消了。我當時仍矇在鼓裡，不知原因。我隨即又北上北京。
一到北京，即被我的已86歲的嚴濟慈教授（見第8章）叫去訓話，他大罵我對學生的講話不合時宜。對於老人的訓話，我的經驗是，不必當場辯解，等他自己說累而停止就是了。沒想到，47分鐘的訓話結束之後，他的臉色突然一改，瞬間迴歸正常，很高興地拉我陪他一起喝酒，訓話之事，似乎全沒有過。我不會喝酒，權且陪老人盡興。
第二天，我又被科學院院長叫去訓話。盧嘉錫院長又如那次羅馬訓話一樣，臉上的所有紋理都繃緊了，我也不得不盡量咬住雙唇維持出一幅嚴肅而又緊張的神態。院長訓話的結語是：無限期取消我的美國之行，以示懲戒。本來，按計劃，我將於1986年1月2日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訪問半年。就這樣，因為我批評不正當的出國而使自己失去了正當的出國權利，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不能去美國也就罷了。我想，“講話風波”終於過去了。當晚踏踏實實地睡了一覺。第二天，12月21日，我和李淑嫻想放鬆一下風波時的疲勞，一起去朋友家聊天。中午，一回到北大，就注意到，在一些地方醒目的寫著，“李淑嫻，儘快通知方勵之，中央要找他。”原來，從一早開始，中共中央辦公廳就一直緊急地催促科學院和北大找我。
要找我的中央是胡啟立。我在大學時就認識（見第5章）（編者注：方勵之就讀北大期間，胡啟立任北大團委書記，1955年2月，方作為青年團北京大學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曾在胡為主席的大會上“搶麥克風發言”），現在他至少在名義上當了中央第五號人物，不知他找我的目的是什麼，訓話？捱罵？下午3時，我到了中南海——中共黨權和政權的最高中樞所在地。守門的警衛早已知道此事，我自報了一聲姓名，即被請進。
胡以笑臉相迎，沒有前夜院長的肅殺神色。我知道，這暗示，胡將以白臉相待了。中國的統治術中有一條，紅臉與白臉交替使用。紅臉之後，常會遇到白臉。果然，胡的談話全是解釋性的，對於我在講話中所涉及的問題，都沒有批評，而一再說“中央也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只是不容易很快都解決，不要著急，請耐心”等等。態度著實可嘉。胡的態度來源於總書記胡耀邦。就在前述中央紀委準備找我那天，胡耀邦有批示，大意是勸人要勸三次，不同意立即勸退方勵之。所以隨後有紀委突然取消約見，以及訓話之後又請喝酒等異常現象。
胡啟立最後特別說，“我們中央是信任你的，你可以出國訪問，我的直通電話是397007，有任何困難就請直接給我撥電話。”就這樣，前一天剛剛被無限期推遲的普林斯頓之行，在胡的談話後，科學院又一改成議，立即同意我於3月去美國。院長親自對我宣佈的懲戒，只維持了24小時。有此出爾反爾，是因為科學院的消息太慢，在前一晚，還只知道中央的“退黨”批示，而不知道更新的“不要勸退”的批示。這一拍之差，使科學院不得不一天之內轉動180度，這不禁令人同情起老院長，年近70還要如此迅速地轉動，未免太累了，苦也。
我的1985年危機，終於過去了。
胡啟立也向我提出一個要求，希望我寫一篇給學生的文章，他將推薦給《人民日報》，在1986年元旦時發表。我明白，他要我寫的主題是勸學生不要鬧事。一個星期後，文章寫好，寄給了胡啟立。元旦的《人民日報》並沒有登我的文章。顯然，我的文章仍然不合聖意。我的文題是《危機感下的責任》，其中一段是：
有人半開玩笑地向我“預言”，你是天文學家，要知道，今年是哈雷彗星的迴歸年，將會有更多的“危機”等著你們。是啊，我們不相信占星術，但事情不無巧合，哈雷彗星的迴歸常常與社會轉折的年代十分相近……哈雷彗星的這次迴歸，是否又巧合著中國在走向繁榮未來的改革中所引起的轉折呢？
沒想到，自己的“占星術”應驗到了自己頭上，1986年確實又是一個社會大危機的開始年，而且，這場危機正在等待著我。
3月的普林斯頓還很冷。
我和李淑嫻在高等研究所附近的Hardin路23號裡安置了我們的一個臨時的家。一切從簡，因為不打算在美國長住。
然而，一安下家，就有一些朋友建議我們設法長期留在美國。留在美國的途徑的確也有，並不很困難。這也是當時的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許多年輕的中國留學生都打算長期留在美國工作。在我們的同齡人中，有的也已經在美定居了。高等研究所裡的中國同事，也正設法久留美國。
我並不反對移居國外。這是正常的現象。人人都有權選擇自己所喜歡的居留環境。就我自己而言，也常常覺得留在一個發達社會中工作，對自己的研究和生活都更有利。特別，每當遇到政治性干擾時，真想立即出國，避開這種缺乏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會。到1986年，我已經出國十餘次，要想長留國外，每次都是機會。可是，每一次我又都無例外地選擇了回中國。
我不是一箇中國土地戀者。“大地，我的母親！”那是詩人說說的。不過，在中國和在外國，確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在中國，困境和干擾只會引發煩惱和厭惡；到了國外，當生活稍稍變得平靜的時候，又覺得缺乏困境給生活帶來的密度。似乎困境也會使人上癮，凡在困境中生活得太長的人，一旦離開了，又感到一種失落，往往想再回到困境中去，享受那種與困境摩擦所帶來的成就感。1985年底，被訓話時的我，還強烈地處在第一種感受之中。一到普林斯頓，我的“困境癮”似又慢慢萌發了。
我當然喜歡普林斯頓，這裡沒有紅臉和白臉，沒有訓話也沒有訓話之後的酒肉，沒有中南海，也沒有中南海里的狐笑，這裡有的是愛因斯坦自由自在的幽靈。我們臨時的家外面不遠，就是森林，自由的靈魂也許就在那裡漫遊。傍晚時分，小鹿隨著母鹿常常從森林裡出來徜徉徘徊，好像它們也知道這裡有一個喜愛悠閒飄蕩的偉大精靈。
但是，我仍然不準備在這裡久留，決定準時於7月回中國。
這次吸引我回去過“困境癮”的一件事，是組織國際天文學會（IAU）第124次討論會。在發達國家組織這類會議，是件很普通的事。對中國，不同了。124會議，按序號，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一個IAU討論會。而且，會議的主題是“觀測宇宙學”。十多年前的中國，現代宇宙學還是一塊意識形態的禁地呢！因此，IAU的124次討論會將標誌著現代宇宙學打開禁地，正式進入中國。
絕不是瞎說，就在組織124會議的時候，現代宇宙學在中國也還不是絕對安全的。1985年5月，我在中國的《科學》上發表了一篇介紹量子宇宙學的文章，其中談到“宇宙生於無”的思想。11月，就在胡喬木批示要我退黨的同時，他寫了一封信給《科學》編輯部，聲稱，方勵之所討論的量子宇宙學等是“主觀唯心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並建議《科學》也應發表“不同於方勵之的觀點的文章”。所謂“不同於方勵之”即是批判方勵之的同義語。當然，科學提倡批判和否定，但不容政治式的干預。我當時是《科學》的一個副主編，編輯部抵制了胡喬木的干涉。可見，在1985年的中國，至少意識形態最高領導者還自認有權主宰宇宙學。
在普林斯頓，我曾向一些同行講了這個故事。一位好開玩笑的朋友建議，屆時不妨請這位意識形態“大師”也來參加124會議，並請他主宰今天的宇宙學。這個建議沒有被採納，因為“大師”不具備參加會議的最低資格，他還不懂現代宇宙學的ABC。
宇宙學的境遇並不十分例外。在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中國需要現代化，這幾乎是沒有人反對的。中國爭取現代化的歷史也已有一百多年了。可是，卻流行一種恐現代症，凡是遇到“現代”二字，就本能地恐懼和排斥。現代宇宙學——客觀唯心主義；現代物理學（量子論）——主觀唯心主義；現代藝術——空虛和頹廢的代表；現代音樂——放縱和毒害心靈；現代化了的西方國家——資產階級罪惡之淵藪；現代技術——是不錯，但許多都是中國古代早就發明了的。因此，邏輯的結論是：你要現代化嘛？那就請努力回到中國的傳統去吧。
所以，至今在中國尚未完結的一個歷史過程是把現代文化、現代科學強行注入中國。很幸運，我有機會參與了把現代宇宙學注入中國的歷程。大約300年前，我的先輩同行，北京天文臺的五位使用現代天文學方法制歷的天文學家被處死。那是第一批為把現代天文學注入中國的獻身者。相比那個時代，我們算幸運多了，反對現代宇宙學如胡喬木者，也不能奈何IAU宇宙學會議了。
IAU會議很順利的在北京舉行。會議的常規進程，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毋庸贅述。高潮發生在8月29日晚的宴會。宴會在人民大會堂的國宴廳舉行。宴會的規格也是一切都按國宴標準辦。當時北京流行一句俚語“有錢能使黨推磨”，所以，即使不是國賓，只要付錢，也可以吃上國宴。的確很成功。宴後，酒足飯飽的天文學家，飄飄然似有國賓之感，一個個容光煥發地步出人民大會堂，走上天安門廣場。可能是秋夜的薰風使酒力大發，從事觀測宇宙學40年之久的桑戴吉（A. Sandage）狂言道，“這次討論會才真正標誌著觀測宇宙學開始了。”第二天，隆爾（Longair）做會議總結，把這句話作為他的開篇引語。後來，在正式出版的會議錄上，這句話也被醒目地印上，成了一句名言。就這樣，天安門廣場又多了一條榮光——觀測宇宙學的正式誕生地。
現在回想起來，桑戴吉在天安門酒後放言的一剎那，不僅是整個會議的高潮，而且也是80年代中國的最好時光。從此，又一次開始一步步地走向了危機。
風起青萍之末。
在1986年的夏天，至少我，完全沒有預感到幾個月後即有危機爆發。在我從美國回北京之前，我還到人跡稀少的北極圈裡逍遙。那是在斯德哥爾摩參加過第11屆廣義相對論及引力大會之後，我去瑞典極北部的小城奇努那（Kiruna），看白夜（永晝）。習慣於北京的非黑即白、非熱即冷地理哲學的我，對北極的第一個感受就是，這裡的一切都亂了套。一天可以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也分不出春夏秋冬，奇努那同時有春天的花，夏天的不落的太陽，秋天的層雲，以及冬天的寒風。總之，世間許多常規的界限，在這裡都消失了。
這時，我想起朋友來信說，北京興起了文化熱，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的改革到底應以“中文化”為體，還是必須“西文化”化。辯論的哲學大體也是北京的地理哲學，非中即西，非西即中，二者必居其一。朋友要我發表意見。我對這種爭論的興趣不大，沒有很快回復。第一，我不是文化問題專家，不敢冒說。第二，爭論中涉及的許多最基本概念都沒有嚴謹的定義，例如中國實行了37年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中”文化，還是“西”文化？因此，對於習慣應用實證方法的物理學家，常常不明白論者雙方到底在爭個什麼。特別，物理學家所關心的常常只是正確與錯誤，先進和落後，很少管東方還是西方。在北極上，甚至連東西南北這些概念都一律不能用了，有什麼必要一定堅守“中（東）體”。當我在奇努那靜觀環行不落的太陽的時候，驀地想到，可以答覆朋友了：在我看，中國改革所需要的恰是拋棄“東”“西”這種狹隘的地域觀，應當“全方位開放”，即凡好者皆可用之，根本不必管它是東是西。
這就是後來被一批再批，據說是擾亂了中國安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起源。
在124會議舉行前，我就被幾個年輕學者強拉去青島，參加了一天中西文化研討會。第一次講了我在奇努那產生的想法。宇宙學會議期間，有許多記者來採訪。我又一再被問到對中國改革的意見。按照“全方位開放”的邏輯，很自然地，我主張中國首先應當實現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由於我1985年底的越軌言行還沒有被忘記，所以，全方位開放說，又很快被當局記錄在案。其實，我強調的幾項自由在中國憲法上都有明文規定，不是我的發明，更不犯法。我的發明可能只有一點，即利用憲法上紙寫的公民權利，爭取變成真的權利。後來，學生利用憲法上寫的公民遊行權而組織遊行，利用集會權而在天安門集會，大概都是明白了憲法原來是可以利用的。以致，鄧小平有一次大為光火地說，“我們的憲法被人利用了。”可見，中國式“民主”的第一特色就是，公民無權援引憲法。
總之，全方位開放說一齣世，就同鄧小平先生的四項堅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發生了對撞。至少，在這四個方位上是不能開放的。火上加油的是，《人民日報》同時刊登了一則消息，公開報道了我們的辦科技大學的原則是：科學、民主、創造、獨立。顯然，這更容易被人懷疑為，我們要用這四個原則取代四項堅持。
懷疑歸懷疑，我回科大上課。那學期我講原子物理，每週4小時。我不可能有時間到其他學校去講學，各種邀請都婉謝了。只在10月間去樅陽兩天，參加方以智紀念會。這位三百年前的學者，著有中國第一部以物理為名的著作《物理小識》，他與我同姓，名字的發音也極相似。因此，不能不去。這些活動都與政治無關。9月和10月平安度過。
就在這段時間，由於改革的停滯不前，貪汙等腐敗現象的滋生，一種不滿現狀的情緒正在社會上，特別是學生中急速蔓延。
11月，有變。那月中旬，我又去羅馬開會。會議內容是哈雷彗星的空間觀測結果。回國後，我沒有立即回科大，而是抽了幾天與李淑嫻一起去上海及寧波。目的是訪問上海交通大學和寧波大學。上海交大從1984年起就聘我當兼職教授，寧波大學校長是我科大的老同事。
一到上海，就有人代表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來傳話，要我注意，不要多說話。無論傳話者是否善意，這都表示，我是一個不受當局歡迎的人，當局存有戒心。
我倒沒有太在意，因為我有太多不被歡迎的經驗了。學生很清楚上海當局的不歡迎態度。但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是，當局越不歡迎的，學生就越歡迎。於是，我不但沒有少說話，而且比原計劃要說的還多。我在交大為物理系的同行講一場“粒子天體物理”，為研究生講了一場“知識分子有責任也有力量”，從演講後學生提的問題就可以聞到一股極強烈的對現狀的不滿：
“你對黨的領導無孔不入有何看法？”
“你認為中國的貪官汙吏佔當官的人數多少？”
“四個堅持是否有礙於中國社會的進步？”
11月18日，又外加了一次在同濟大學的演說“民主·改革·現代化”。氣氛更緊張了。報告時，有上千人的學生湧進會場。學生還舉著一個大橫幅標語，上寫著，“方勵之，共和國需要你！”學生的示威，已是箭在弦上。幸好，會後學生並沒有把橫幅打到大街上去。但是，我已不可後退地捲進了一場新風潮的中心。
這一次，直接監視我的最高人物，至少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萬里。緊接著我到上海，萬里也到上海。我到寧波後四天，萬里也飛來寧波。我的各次演講錄音都被他悉數收去。寧波大學上下有我許多朋友，當萬里向寧波大學索取我的講話錄音時，被婉拒，佯稱沒有錄音。為此，萬里拒不離甬（寧波簡稱），並下令，如果寧波大學不交出方的講話錄音，他的專機將不起飛。寧大無奈，交出了一盤不完整的錄音。
我11月22日回到合肥，29日萬里也到合肥，並立即通知，30日召開高等教育座談會。
座談會在合肥稻香樓召開，這是安徽省最排場的會場。上午9點左右開會。參加者有萬里一行，安徽省級全體最高官員，安徽各大學的黨委書記、校長和一些教授，共約100人。電視臺及其他一些記者也都來了，準備聆聽和報道副總理的宏論。
萬里開講了，寒暄幾句後，話鋒一轉，即冷冷說道：有人說：“教委只要負責給大學撥錢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多管”，這是什麼意思？我心裡不禁一動，這個“有人說”，就是我剛剛在上海說的，萬里知道的好快。來者不善，今天的會議主題無疑是批判我了。好在一輩子常常挨批，由他去批吧！我決意不予辯解。
沒想到，會開到11點，萬里突然點名要我坐到他的鄰座，公開答覆他的批判。我移位到他的右鄰。電視記者趨前一步，攝像機對準了我和萬里，不知道有什麼好戲將發生。一坐下來，我就發現，萬里手中有一個小本子，其中就是我在上海寧波的歷次講話的記錄。明白了，萬里是有準備的。他原來的打算可能是，在他的義正詞嚴的批判面前，我將誠惶誠恐地承認自己的錯誤，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於死地。
如果萬里是在他的中南海辦公室裡批判我，我絕不會有興趣正面頂撞他，多半是含糊其詞應付幾句就算了。但是，在稻香樓的一百多位觀眾面前，一種教師常有的闡述真理欲，控制了我。對不起，副總理大人，別無他路，今天在下非要同你辯個是非高低了。見招！
一場惡辯持續了1小時15分，我不可能把我和萬里論辯的每一回合都寫下來，特別兩個人說話越來越快，聲音越來越高。這種激烈的場面，不可能用文字描寫，只有看錄像才行。至於萬大人最後激動到如何程度，我只想說最後一個回合的辯論就夠了。這個回合是：
萬里問：“你的黨齡多長了？”
“30年。”我答。
“我50年了。”萬里終於得到了一次50對30的絕對勝利。
不明白中國文人的人，可能不全明白這個回合的豐富涵義。中國生長的小孩則都知道，在辯論難以取勝時，壓倒對手的最後一擊常常是“你爸爸多大了？”“我爸30，”“哈，我爸50。”遂大勝。
雖然萬副總理終盤大勝，但新華社卻沒有播發這則新聞。當場的所有錄像錄音全被中央立即上收封存，嚴防外洩。
辯後有人來同我握手，有朋友，也有安徽省的高官。
但也晚了。學生的遊行，勢在必發。
18.持不同政見者
在與萬里辯論後第5天，即1986年12月5日，科大一千多學生上街遊行。
學生遊行的直接導因並不是那場辯論。但在辯論中我堅持的一個觀點，後來常被各地遊行的學生引用，這就是：民主不是賜予的。
科大學生遊行的導因是區人民代表選舉。按中國憲法，每隔三年舉行一次區級人民代表的選舉，由公民直接投票。這也是公民僅有的直接選舉權。選舉法規定，凡被10個以上的選民提名的人，都可成為正式的候選人。但實際上，幾十年的選舉，從來沒有認真的按選舉法做過，候選人名單往往全由當局一手擬定，公民只是畫圈投票而已。
12月，是科大選區選舉的日子。政府主持的選舉委員會依老樣子辦。11月28日公佈了他們擬定的候選人名單，並定於12月5日投票。11月30日，就在我同萬里辯論的同時，科大校園裡出現了第一張大字報，要求這些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答覆選民的質詢。第二天，大字報迅速增加，學生不承認由選舉委員會圈定的候選人，要求嚴格按選舉法辦，接受學生參與提名，否則，將抵制選舉。情緒走向對立。
由於學生的主張合理合法，選舉委員會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投票，重新進行提名。並決定召開競選大會，由候選人向選民發表演說。
12月4日晚，科大幾千名學生擠滿了禮堂，開始了一次在中國極其罕見的自由競選大會。儘管這個會當局是認可的，但我很清楚，當局已經把學生的行為看作鬧事。在這種情況，大學校長面臨兩難的選擇，一方面當局要求校長儘速撲滅學潮，另一方面，按理性，學生並沒有錯，又必須保護學生。所以，競選會開始後，我並沒有去參加，希望能避開兩難的選擇，尋求其他的出路。我留在宿舍裡，關注事態的發展。
快10點了，大會還毫無散意。說不上是什麼原因的驅使，我最後決定去參加大會。一進禮堂，我就知道，我已經不能迴避歷史的抉擇了。會場的氣氛已經熱烈得接近爆發，上千個學生揮手要求我發言表示我自己的態度，我不可能也不應當拒絕講話，更不能違背良心地講話。這就是後來被定名為《民主不是賜予的》一篇演說的由來，它的結語和實時的反應是：
民主的確需要大家爭取才能得到……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則，給予你的是會被收回去的（長時間叫好、鼓掌）……在今天這樣一種狀況，大家可以自由競選，表達自己的看法，確實是一種進步。在六年前……那時在北大也進行了自由競選。結果呢？的確有兩個學生被選上了，也當了代表。但是，後來在分配工作時被穿了小鞋（眾譁然）。今天不是沒有阻力了，仍然有人要阻礙民主化的進程……所以，在我們科大，今天進行這樣的競選活動，允許這麼多人發表不同的意見，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是民主的做法。因此，我作為一名副校長，要保證所有選舉人和被選舉人及發表過各種觀點和看法的人受到保護（長時間熱烈，全場歡呼）。這個會議應當成為科大民主化進程的一個起點。我再次保證，要保護這樣一個民主化的環境。如果誰要對發表意見和看法的這些人採取六年前對北大那兩位學生那樣的辦法，除非把我們撤職查辦（長時間熱烈，全場歡呼）。
學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爭取到了選舉法上規定的提名權利。
但是，學生並沒有就此停步。一股熱情驅使他們要把在科大的成功推廣到整個社會上去。學生決定，第二天，12月5日下午上街遊行，宣傳他們關於選舉的主張。
我不贊成遊行。理由是，一走出校門事態就會複雜化。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遊行只是熱鬧一時，不會有實際的成效。再之，作為副校長，我有責任保護學生的安全。在校園外，就是我想保護，也無能為力了。
12月5日一整個上午，我找來六、七個學生領袖，勸他們收回遊行的決定。但無效。12:30，遊行的學生開始在圖書館門前集結了。13點整，我也趕到圖書館前，我希望能用我在學生中的一點威望在最後時刻勸住學生不要上街。我的勸阻得到五分之二學生的響應，留了下來，沒有遊行。其餘的千餘學生，舉著標語，包括“民主不是賜予的”，上了街。學生的確太年輕，有的人的遊行理由只是“方老師，就讓我們遊一次吧，我們還從來沒有遊過行呢！”顯然，這些學生只把遊行當作兒戲，完全不知道遊行，特別是在中國現行制度下的遊行會帶來多麼危險的後果。
幸好，那次遊行沒有出事。因為事前已把遊行路線告知了公安局，學生很和平，當局也和平，遊行所過之處都有警察維持交通秩序，學生和警察之間還相互舉手致意。安徽當局也明智，公開答覆學生說，遊行是憲法上規定的公民權利，學生遊行是合法的。所以，遊行之後，科大學生的情緒漸漸平復。
科大遊行在全國不是第一個。但是，科大遊行是第一個以政治改革（選舉改革）為訴求的遊行，這種訴求有普遍性。所以，很快引起全國29個城市156所大專院校的學生響應，各地遊行的口號，也同科大學生的遊行相似。如果各地當局都能像安徽一樣，採取明智態度，其結果也都會像12月5日一樣，和平收場。
使事態惡化的是上海當局。上海學生於12月17日上街，他們也是要求當局承認遊行是合法的。但上海當局拒不答覆，而且，12月19日清晨，動用警察以武力方式驅散學生。全國的學生被激怒了。
12月23日，科大學生再次上街，聲援上海學生。這一次，學生不再和平，而是怒氣衝衝。從下午3時起，科大學生就紛紛上街，湧向合肥市政府門前的廣場。學生的要求是：安徽當局公開表態，譴責上海警方的暴力行動。安徽當局不接受，學生與當局的對話破裂，局面僵持不下，學生堅持不散，在市政府門前靜坐，圍觀的人群越聚越多。天黑下來後，安徽省委也開始考慮用武力驅散學生，情況極緊張。
管惟炎和我當即決定去看學生。晚上10時左右，我們也擠進了市政府。當時一部份學生佔據了市府大樓的東邊，市政府負責人還留在西邊。兩方無言對峙。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東西兩邊來回奔走，傳話、溝通、調解。經過兩個多小時，學生領袖和當局之間達到了妥協：市府將學生的要求轉達上海當局，同時學生結束靜坐。但是，這時廣場上的人群仍然激昂，口號聲不斷，這個妥協能否被全體學生接受，仍是疑問。實際上，只要有一小部分學生不接受這個妥協，靜坐就不會收場。因此，學生領袖要求管惟炎和我同他們一起向學生宣佈達成的妥協，以增大全體學生接受妥協的概率。這是一件極難的事，我清楚地記得，當我面對數千張憤怒而且激動的臉的時候，我是沒有信心的，不相信幾分鐘的講話就能使憤怒的人群結束靜坐。如果失敗，結局將不可避免地是暴力。時間不多了，因為當局很可能在凌晨左右動手。所以，無論有沒有信心，也只有在此一舉了。
講話的順序是學生領袖、管惟炎、我。我完全不能記得那夜我的講話用詞了，就是記得，寫在這裡，也會令人覺得凌亂無章。確實，在那種抗議聲、口號聲、呼喊聲無序地交織在一起的激情場面，簡單的邏輯往往失去了力量，只有傾注出整個的心，才有可能贏得一絲的信賴。我只記得，我最後的一句話是“……因此，我建議現在就結束今天的活動，大家返校。”話音一落，只見上千靜坐的學生同時站起，一致地、慢慢地向後撤去。看著撤去的學生，我反而有些驚呆了，絕沒有想到，那最後一句講詞會被學生如此徹底的接受，一個奇蹟！一個絕難再現的奇蹟。
回到科大，已是凌晨2時，疲憊不堪，但想到一場可能惡化的事件終於化解，仍然興奮得睡不著。第二天，據說安徽當局還表揚了管惟炎和我前夜的做法。
但中央的態度截然相反。李淑嫻開始不斷從北京打電話來，她從極可靠方面得知，中央正在開會研究如何處置我，據說提到的方案之一是，製造車禍，一了百了。她要我儘速回京以求安全，不要再管科大的事了。我沒有完全相信。一則，我們在事件的第一線努力地平息學潮，而且確實已經平息了，中央怎麼會不知道呢；二則，我的課還沒有上完，上課是教師的職責，不能誤人子弟。一直拖到12月30日，我才動身回北京。
動身回京前的24小時，即12月29日18點到30日18點，是我在科技大學工作28年的最後24小時，發生的事有：
29日19至21點，上最後一課，內容是引力與量子。
21至23點，見香港記者曾慧燕，她是訪問科大的唯一的外界（即非大陸）記者，所以，她當時用傻瓜照相機給我拍攝的幾張像，成了後來傳媒用得最多的“標準像”。
23點，科大選舉結果揭曉，我以最高票當選區人民代表。
30日8點30分至10點整，接見美聯社記者。這是唯一經中央當局正式批准來採訪我的外國記者，但是不准她進科大，採訪在廬陽賓館進行。
下午2點至5點，主持教師職稱評定會。一批教師被晉升為教授或副教授。
6點30分，乘火車北上北京。
概括而言，我當時做事的原則是，支持學生的觀點和要求，同時也力求維護共產黨的開明形象。無論處理學潮時，還是對記者談話時，都儘量幫助當局化解面臨的困境。
然而，就在同一天，在北京，鄧小平在最高層會議上發怒了，說，“對方勵之，不是勸退，而是開除黨籍。”
第二天，除夕，我回到北大的家。北大完全沒有新年的氣氛。第二天，元旦，學生踏雪上街遊行。元旦鬧事，不是好兆頭。鄧小平時代，氣數已盡。
鄧小平聲言要開除我黨籍的講話，很快變成中共中央1987年第一號文件下達。這成了新的一年——1987年的第一條全國新聞。這是我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了，同1958年第一次被開除黨籍時相比，時隔29年，感受也大大不同了。也許可以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來形容二者的不同，他說，相似歷史常會出現兩次，不過，第一次是悲劇，而第二次則往往是喜劇、鬧劇或醜劇。的確不錯，我第一次被開除黨籍後，許多熟朋友都不來找我，無疑是悲劇；而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後，反而聲名大振，好像中了頭彩一樣。實際上，中上第一號文件可能比中上頭彩更難。因此，它的宣傳效力，也遠比任何廣告都強千倍。後來有學生問我：你對你的老對手鄧小平，有何印象？我曾答：我應當感謝鄧小平先生，因為他很賣力氣地給我當過義務廣告員。
1987年1月12日晚，又是一場電視“廣告”。那晚黃金時段播出的全國頭條新聞是：免去管惟炎的科大校長職務，撤消方勵之的科大副校長職務，同時方勵之調離科大，著去北京天文臺工作。那晚，我們的晚飯晚了，我忘了開電視機。7點鐘剛過不久，電話鈴響了，一個朋友興奮地說“祝賀你”，因為沒看電視，我不明白為何受賀。朋友又補充說，“還不快看電視，你被撤職了，兩地問題解決了，還不高興！”撤職得到了祝賀！
確實值得祝賀。從1969年李淑嫻去江西開始（見第10章），我們的家庭就被迫一南一北，分成兩地。1971年，李淑嫻回到北大教書，但我卻又被迫滯留合肥，在科大教書，仍然一南一北，不得團聚。70年代以來的十幾年裡，我多次要求調離科大，回北京工作，但都得不到當局批准。因此，從1970年我到安徽以後，只有假期，我才能回到我們安在北大的家裡短暫地團聚。絕沒有想到，學生遊行的第一個副產品，竟是我的夙願得償，調回了北京，結束了我們家庭的長達18年的兩地生活。
1987年1月19日，全國電視新聞的頭條又是我，內容是正式向全國公告，開除方勵之黨籍。按黨章，開除黨員的手續是；先經基層支部討論通過，再經上級黨委批准，相當費時間。按規定，只有萬分火急的情況（例如在戰場上，在地震時），不容正常手續時，才可由上級直接開除黨員。1987年沒有戰爭，也沒有地震。但我享受了特例待遇，由中央最高領導直接廣播點名開除。
正因此，我的知名度大增。很少有一個科學家，如此受到當局重視過。中央當局似乎覺得還不夠，隨後，又以中央的名義摘編了我的十萬字言論集，包括我在許多大學的講話，印行50萬冊，散發全黨支部。原意是要對我這些言論進行批判。然而，效果適得其反。這50萬冊言論集，倒真使我的觀點得以大普及。許多人都是從那個供批判用的文集開始認識了我，隨後又認同了我。後來，中央發現了這一情況，大覺不妙，又頒令收回這個批判文集，但是，又晚了。甚至，在黑市書攤也出售這本文集的複製本。
從年初，電視上開除我的黨籍之後，我就開始接到大量各地來信。批判文集由中央發行後，再一次出現來信高潮，紛紛表示贊同我的觀點。有一天，我一次就收到157封。信來自全國各地，寫信的人，有大學生、中學生，有知識分子，中級的、高級的，有工人，也有軍人和幹部，甚至有在中央工作的幹部。信的內容，有的支持，有的慰問，有的大罵當局之蠢笨，也有的抄詩獻詩。其中一首是
烏紗免去一身輕
伴君自有日月星
千古英雄同一病
總是期及未忘情
“一身輕”、“日月星”不錯，“未忘情”自揣是沒有了。少年時代產生的對共產黨的未忘情，在1987年以前已所剩無幾，1987年以後，是蕩然無存了。許多朋友曾為我抱不平，認為中央的決定是錯的，要求平反，恢復我的黨籍。我對朋友們的這種熱情，極為感謝，但沒有積極響應。因為無論開除我的決定是對是錯，是平反還是不平反，我都無意再成為一個共產黨員了。別了，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
就這樣，我成為一名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
“持不同政見者”一詞，對中國來說，也是一種外來的文化。這個詞原本似乎是從“異教徒”衍生來的。中國社會裡，沒有西方宗教生活的傳統，所以，在中文裡，根本找不到“持不同政見者”一詞的對應物。
當然，近40年的中國，一直有人不認同當局所尊奉的意識形態，我絕對不是第一個。但是，那些人往往被稱為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已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等等。1979年，鄧小平開放中國的政績之一，是“持不同政見者”一詞進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許可以算作中國的第一名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
對當局來說，“持不同政見者”也是一件頗新鮮的事。中共有大量的懲治和鎮壓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已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經驗。但是，如何對付持不同政見者，是打？是壓？以絕後患？還是軟處理，以示開明？一時似乎顯得心無定數，不知拿我們如何是好。
所以，從1987年春到1988年夏的一年多里，我們時而是當局批判打擊頭號對象，時而又成了當局“款待的上賓”。
最典型的一次是在廣州。
1987年8月，按計劃在廣州舉行一次國際會議，主題是引力物理實驗。我當時是中國引力及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的理事長，所以，是該會的一個當然參加者。
如此專業性的會議，是不會受到公眾注意的。但是，廣東省委卻如臨大敵，怕我趁開會之機把“持不同政見者”瘟疫傳染到廣州。當局的第一個措施是要求會議組織者把會址遷到偏遠的縣城，不準在廣州市內開。但是，這個決定遭到會議的外國組織者的強烈抗議。一些學者聲稱，若任意改變會址，他們將採取抵制態度，不參加這個會議。當局被迫軟化，最後達到妥協，會址仍在廣州，但是選在一個城郊的飯店——南湖賓館。
8月2日，李淑嫻和我從北京直飛廣州，下榻南湖，一切平安。第二天會議開幕，也一切平靜。第三天，8月4日，我的住地被香港記者發現。那天上午，我正在賓館房間裡準備我的報告——引力波與宇宙學，就開始不斷接到香港記者的電話，要求採訪。會議組織者也發現，突然有越來越多的香港記者出現在賓館大廳，還有幾輛電視攝影車停在外面，採訪目標都是我這個持不同政見者。
會議的中國組織者胡恩科教授，是我的同行朋友，我不想由於我的持不同政見立場給他帶來麻煩，所以，我就請他決斷，是否接受記者的採訪。實際上，這件“小”事，不是胡恩科能決定的，也不是中山大學校長能決定的。事情被作為一個緊急情況逐級上報，到達省委。結論當然是不準任何採訪。
不過，記者並沒有就此散去，反而有更多的記者聞風而至。因為，按日程，當晚是會議的宴會，記者估計，屆時我一定會走出房間，一定有機會攝到我的鏡頭。到下午，我的房間已經全被記者包圍了。有的電視攝影機已架好，照直對準我的窗口。只要我一齣門，或一齣現在窗口，就一定會被攝入。於是，又上報到省委。隨後當局的措施是，拉上我房間的窗簾，拔掉電話。並且，當局派人送來飯菜，“足不出戶，衣食盡有”，但不得去參加宴會。記者又落了空。
但是，記者的包圍還是不散。因為，記者們已查到，8月5日上午有我的學術報告。所以，不少記者乾脆在南湖賓館外的樹叢裡安營過夜，想看個究竟，當局到底讓不讓我走出房間去做學術報告。
這對當局的確是一個難題，後來聽說，廣東省委和中山大學黨委等在8月4日晚，徹夜開會，研究對策。最後，不得不讓步，允許電視臺、廣播臺等記者採訪，不過時間只限於我從住地走向會場的一段路程上。
一切按計劃進行，十分鐘的路，很快走完了。一些記者為了多采訪幾句，想雜在會議參加者的人流裡混進會場去。但都失敗了。因為，當局調來大約七十個極有經驗的安全人員，守在會場周圍。他們可以準確無誤地在人流中把記者一一識別出來，一一驅趕掉。
我報告後，胡恩科就來通知我和李淑嫻，即速離開會場。他說，廣東省委和中山大學要以貴賓規格“請”我們夫婦遊覽珠江三角洲。我們明白，這種“貴賓”，是不能拒絕去當的。在胡的引導下，我們走到與會議廳比鄰的一個房間。原來，這個會議廳連通一個地下暗道，以供意外情況時逃遁之需（國外的學術會議廳，供火災的緊急出口是有的，但逃遁地道則純是中國特色了）。已有一輛汽車等在暗道入口處。我們上了車，車即進入地道，在黑暗中急駛。暗道很大，可供兩輛車對開。不時還有彩色燈光從車的兩旁閃過。所以，可以斷知，暗道之中還有暗道，儼然一個地下的世界。
大約十分鐘，汽車又神秘地開上地面。這裡早已不是南湖賓館了，而是一片很大的園林，建築掩藏在樹林之中，到處都有士兵把守。主人向我們介紹，這裡是中央最高層領導人來廣州時的主要住地之一。心想，我們果然是“貴賓”了。該處的一些服務人員，並不知道我們的真正身份，還可能真以為我們也是何方長老或中央新貴，到此一遊來了。所以，他們很殷勤地向我們介紹，國家副主席XX剛剛來住過，政協主席XXX每年都來這裡過冬，等等。
這裡著實值得一遊。並不是因為有好景，也不是因為有佳餚，而是因為可以一窺那些自稱代表窮苦無產者的人的部分生活方式。我們被安排休息的一套房間，也正是中央大員的下榻之地。其中，僅臥室一間，面積就有100平方米（30坪）之大。令凡人更難理解的是，與臥室配套的浴室竟有60平方米（18餘坪）。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國事和私事都急時，要在浴室裡召開中央全會。四壁之高，都在3米以上，越牆不軌是不可能的。牆厚則都超過1米，一般口徑的炮彈，是絕對轟不動的。
三天的珠江三角洲“貴賓之遊”中，我們前後到中山、新會、江門等幾個縣市。每到一處，我們都“有幸”被安排在首長行宮中休息。這些行宮，有法式的，有美式的，有的配有高爾夫球場，也都配有僕人及侍從居住的下房。
我們每到一處，都有地方高級官員出迎。在中山市，市長親自陪同遊覽，每一頓飯，包括早飯，他都來作陪共進。在我們從江門返回廣州的路上，要橫渡西江，這裡沒有橋，只有渡輪，效率很低。當我們的車到達渡口時，等候渡江的大小汽車已有180多輛。如果按秩序先後，至少要等一個小時。這時只見我們的前方突然出現一輛公安車，為我們的車開路，不顧所有在渡口等待的車輛，超越一切，徑直奔上了渡輪。
我一直不完全清楚，當時當局為什麼肯如此花本錢，用如此高的規格來招待我和李淑嫻。也許是想做一次試驗，看看能否用“貴賓”待遇來改造持不同政見者，就像以前用這種辦法成功地改造了一些戰犯一樣。不能不承認，當我們的車隊在一百多輛車前呼嘯而過的時候，有一種強烈的暗示，依附於權力，特別是依附於大權力，是件多麼“美妙”的事。
不過，當局的成本計算從一開始就錯了，因為，即使這種方法真的靈驗，當局也沒有這麼多的預算用來貴賓式招待每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特別，1987年春天以後，認同持不同政見者，就真像流行的“瘟疫”一樣，蔓延而不可遏止了。
“貴賓之遊”勞而無功，可能使鄧小平更惱羞。於是，不久後，他又出“奇”招，說我誹謗了他，要到法院上告我。
事情源於1988年夏天我和李淑嫻的澳大利亞之行。8月初，我們參加了在珀斯（Perth）舉行的第五次格羅斯曼會議，隨後又到堪培拉、悉尼等地訪問，回程中還經過新加坡、香港和澳門。除學術活動外，不少留學生邀請我介紹國內的情況。在堪培拉和墨爾本都有學生問北大的大字報。我如實做過一些介紹，幾次提到，有的大字報中說，一些中央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在國外有存款。鄧小平說，這是對他們的誹謗，他們沒有存款。
在我們還在國外的時候，當局已經在為起訴做準備了。在回國的前一天，突然有兩個駐香港的新華社記者來找我，他們的採訪只問了一個問題，即我是否說過“領導人在國外有存款”。當時我不明白他們的用意。回國後才清楚，那個“採訪”目的只為錄下音，以供作為起訴的物證。
9月，據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鄧小平確已找過律師來諮詢這誹謗案。在黨內高層已傳達，要對我的誹謗言論予以法律解決。全國發行的《參考消息》，也登出文章，點名說我的言論已屬誹謗云云。一切徵兆都是惡性的。
很多朋友為我捏一把汗。儘管“外國存款”是當時許多人都在議論的事，我在澳洲的發言，毫不特別，但是，鄧小平對我個人的忌恨，已經溢於言表，他很可能借這個口實來整肅我。不少人幫我做了事態惡化的具體準備，有人幫我延聘律師，有人來信提供法庭辯護論據，也有人認真蒐集領導人及其子女在國外存款的證據，以備反擊。
最緊張的幾天，是盛傳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即將向我發出傳票，到庭對簿。在那些日子，心情當然多少有些不安定，但反過來想，如果真的有機會同鄧小平先生在公堂一搏，即使敗訴，也不失為人生一大可書之事。其代價或許是要為“誹謗言論”而賠償給鄧小平一筆錢。真到那時，願意捐出這筆賠償費以茲留名者，必定大有人在。
然而，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傳票始終沒有到。鄧小平或他的代理人要出庭的事，也始終沒有實現。我準備好的各種應對，都沒能用上，不免又悵悵然。
可惜鄧小平先生不寫回憶，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他收回了起訴的成命。可能是他突然想到，不要又充當方某的義務廣告員了。
摘自《方勵之自傳》第 8–18 章；WordPress 發佈者為華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