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記：2007年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新創基金會（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itiative Foundation， USTCIF）劉志峰君來美訪問，聖誕前夜到亞利桑那州，約我做科大口述歷史。訪談兩日，由UA 物理系研究生苗，張二位（均為科大校友）協助記錄。口述錄像二十餘GB，但內容仍是掛一漏百。事後，又想起“擠開國門時代”舊事數則，草記如後，算是筆述 歷史。終歸時間久遠，記憶難免疏漏不確。當事同仁同學若發現有誤述，敬請賜告。預致謝意。]
三十週年是時尚話題，因為，中國的國門據說是在三十年前，1978年12月召開的CCP11-3全會上，用了五天時間（18-22日），一下子打開的。有朋友問，你有沒有三十年前有關開放的故事？有，就在那五天。
即使不算偷渡者，其實早在CCP11-3全會之前數年，從大陸出國探親的門，已經（至少部分地）開了。1978年12月6日，即11-3全會的籌備會開會 前夕，有三個人了出國，他們不是去探親，也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或非官方（如果有的話）單位或機構。可見，在那五天之前，個人非探親出國的門，實際上也已經被 擠開了一條縫。這三個人持公務護照，他們極有可能是PRC時代第一個不代表中國任何機構，而以個人身份的公務護照出國者。這三人直到12月23日，即 11-3全會結束後第一天，中國“開放時代”的首日，才回國。他們是，北京天文臺的沈良照及鄒振隆，和科技大學的我。我算是“ 團”長。
H-1 簽證官的疑問
1990年底，我在美國駐倫敦領事館申請H-1簽證，準備去普林斯頓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工作。表格上要求填寫歷次訪問美國的時間和地點。我填了。簽證官對了一下我填寫的內容和他掌握的資料。有疑問：
“你是不是1978年到過德克薩斯（Texas）？你沒有寫。”
“沒有，1978年我是去參加第九次Texas相對論天體物理討論會。那次Texas討論會並不在Texas開，而是在德國的慕尼黑。”
簽證官再看了看他的資料後，接受了我的說明。後來知道，美國在香港設有一個機構，任務是閱讀所有中國公開出版的報紙，記錄所有上了報的人名及其活動。方- 鄒-沈三人出國行，似乎是上過報的。所以會出現在簽證官的資料庫中，但“參加Texas討論會”被誤讀成了“參加在Texas的討論會”。簽證官可能想起 了，1978年，中美還沒有建交呢。那時的美中之間的 “民間互訪” 只有乒乓球隊。那有什麼“相對論天體物理”外交。再則，老布什還不是總統，那種“民間互訪” 外交也不會以Texas為重點。
學術交流的開放
就學術交流而言，尼克松1971年訪華後，國門就開始鬆動了。開始是知名的外籍華裔學者擠入國門。接著，不太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華裔學者也受到歡迎。再 後，非華裔外國學者來中國訪問。我的非華裔的朋友和合作者，大都是在1978年12月之前，他們訪華時認識的。
學術出訪的事例，1978年12月之前也有，但一律是代表中國XXXX組織的訪問團，如代表中國天文學會的訪問團等等。 參加Texas相對論天體物理討論會的三人不同，它不代表任何中國的組織，雖然當時已有中國引力和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周培源先生任理事長）。這是因 為，Texas討論會，不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都以個人身分參加。第九次Texas會議的一位組織者，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天體物理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Astrophysics）的Gerhard Boerner教授。他想請我參加，因為，他從文獻上知道，我當時研究的課題與他相近。但Boerner不知道如何聯繫，中（西）德之間分屬兩大敵對陣營 三十年了，沒有個人之間的聯繫渠道。恰好，1978年夏，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馬普學會，它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訪西德的科學院代表團，其目的就是推動中 （西）德之間的學術交流。Boerner的想法正逢其時，他將邀請信直接交給代表團團長方毅和副團長嚴濟慈。
儘管方毅和嚴濟慈當時分別為中國科學院院長及副院長，都認識我，也都贊同此事，但他們都不具有最終的審批權。按所謂“外事無小事”原則，參加Texas討 論會也變成了國家大事，須由國家最高當局研究決定。加之，當時我的政治狀態仍是因反右問題被開除CCP者，出國更要審查。兩個月後，1978年11月，科 學院外事局通知我，參加Texas討論會一事，華國鋒總理已閱，畫圈，批准。每次向外國同行講起我們的出國手續，他們很羨慕，“你們的政府首腦都直接關心 相對論天體物理，那研究經費一定多多的啊！”
按中國當時的規定，不能一個人出國，至少二人以上（北朝鮮至今如此）。所以加上沈，鄒二位同行。非常好。三人“團”，皆非CCP。沈，鄒二位是我的朋 友。有一次，我們三人暢遊昆明湖，從知春亭下水，先游到龍王廟，不停頓，直插排雲殿，還不停頓，再游回知春亭。基本達到了1887年昆明湖北洋水師學堂候 補兵弁在頤和園操演的水平，可以出洋“打仗”了。
“我不能代表德國”
出洋“打仗”少不了應酬，吃飯，祝酒，致答謝詞等等。我到慕尼黑的當天下午，就被洋朋友拉去希特勒政變啤酒館喝啤酒，似乎不到這裡喝啤酒，就是沒有到過了 歷史名城慕尼黑。但是，沒有幾口，我就吐了（因我身上缺解酒基因，一向不能喝酒）。所以，在隨後的應酬場合，同行都不再同我祝酒，而是祝水。但致謝詞一 事，還是免不了的，因我“算是” 團長。
12月20日晚，馬普學會天體物理研究所所長Kippenham家宴。又要致謝詞。我不加思索說了幾句，今天已記不住了說了什麼，反正不外乎是耳熟能詳的“外事套話”。如“祝中德兩國科學家的友誼與日俱增，祝中德兩國科學家身體建康”等等。
論到Boerner發言了，他說：“我不能代表德國，所以我不能說祝德中兩國科學家的友誼…我只能代表我和我的家庭。我也不能祝中國科學家…因為我只認識你們三位來自中國的朋友，不認識其他中國人。所以，我只能代表我全家，祝福你們幾位和你們的家庭。”
三十年後的今天，老友Boerner可能已不記得我們初識的場景了，但我還記得。我還能記得起Boerner說“我不能代表德國…”時的神態，和它給我的 一個不大不小的衝擊。從此，祝水時，我也不再不加思索地說 “我代表中國……祝貴國……”。最多隻能說“我代表—中國—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偷運鴉片”
雖然“我不能代表中國”，但在波恩，中國駐德大使館齊代辦接見我們時，還是被告知注意事項1，2，3…，注意形象4，5，6…同所有其他代表中國XXX的正式代表團一樣。
我們的確有一件“有失形象”的事。德國的旅館房間裡一般都備有《聖經》，英、德文版各一。《聖經》在當時國內是絕看不到的。所以，經過不太劇烈的思想鬥 爭，我們決定拿走波恩Treppehen旅館房間裡的英文版《聖經》。儘管我們都不是基督信徒。旅店老闆（女）不太高興，一個電話打到慕尼黑 Boerner辦公室，抱怨說：“你的客人把客房裡的《聖經》拿走了。” 還好，沒說“偷走了”。也許，在德國拿《聖經》，就像孔已己在魯鎮拿書一樣，不能被說成偷。Boerner回答旅店老闆說：“現在想運《聖經》進中國都不 容易，是冒險的事，有人敢帶你的《聖經》 進中國，不正是主的意志嗎。” 老闆欣然接受了。Boerner也不是主的信徒。
Treppehen旅店老闆抱怨一事，是多年後，Boerner告訴我的。1978年時，他沒有告訴我們。怕我們不敢帶著《聖經》回國。幸好，當時旅店老 板沒有把抱怨告到中國駐德大使館。否則，吃不了兜著走，那就是“偷運毒品”了。因為，按照馬克思的話：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世界性的文明
討論會進行了六天，我做了一個報告，是關於中子星質量上限的。中子星是相對論天體物理學的一箇中心課題，也是極新的課題。從脈衝星的發現（1967）和確認它們是中子星，到1978年只有約十年。很多報告都是關於中子星的。
中子星的發展史，又使我想起馬克思的一句話（抱歉又提馬克思，只因年輕記憶力好時，背得太多了），“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 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 Literature（中譯本有注：其意包括科學，文學，藝術…）形成了世界的Literature。”這句話到很適合描寫中子星Literature。
以下是一份有關中子星的大事記，按邏輯順序列出導致中子星發現的指標性事件，包括姓名，國籍，及其貢獻。
愛因斯坦（德，瑞士，美）： 建立廣義相對論(1915)；
費米（意，美）－狄拉克（英）： 建立 統計法 (1927)
錢德拉塞卡（印度）： 白矮星理論（1931）
查德維克（英）： 發現中子(1933)；
朗道（蘇聯）： 預言中子星存在(1933)；
巴德－茨威基（美）：猜測超新星爆發可能形成中子星(1934)；
奧本海默（美）： 引力塌縮形成中子星的理論(1939)；
休伊士－貝爾（英）：發現射電脈衝星(1967)；
司天監（北宋）： 發現並記錄AD1054天關客星
最後一項的貢獻者（們）的姓名不可考，應是北宋仁宗至和元年時的司天監官員。天關客星的記錄證實了蟹狀星雲中的脈衝星年齡約為1970-1054=916年。它是支持 “脈衝星為中子星”論斷的一個關鍵證據。
上列中子星大事記，最早是J.Wheeler等評論相對論天體物理時用的。它證明，中子星的發現和證認中，澱積著世界各個地域的民族和文化的貢獻。中子星 無疑是世界性Literature的內容之一。注意，北宋的天關客星曆史記錄，只在被世界“共產”之後，即“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之後，才有 其特別的價值。在這裡，“民族片面性”的，“民族侷限性”的愛國主義，是沒有地位的。
走出地球，才能看清地球只是太陽系的一小部分。走出中國，才能看清中國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世界和諧”和它的破缺
12月7日是馬普地外研究所成立二十週年。我們參加了。有朋自遠方來，主人特別高興。主人為我們打開了他們珍藏的鎮所之寶——開普勒（J. Kepler）手稿。開普勒是最早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的歐洲學者之一。他的Tabulae Rudolphinae一書於1627年一齣版，立即就請他的朋友帶一本經澳門送到北京。
開普勒的基本哲學是“和諧世界”。他堅信宇宙具有最和諧的幾何結構，行星運動遵循最和諧的音樂旋律。開普勒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就名為“世界的和諧” （Harmonices Mundi）。地外研究所主人給我們展示的開普勒手稿，都用音樂五線譜寫的，沒有文字，只有音樂符號。他把太陽系看成一個完美和諧的體系，用不同的音程不 同的節拍來描寫各行星運動的快慢和進退。就像他自己說的：
天體的運動只不過是一首歌，一首連續的、幾個聲部的歌。
它只為智慧的思索所理解，而不能由聽覺感到。這音樂，
好像通過抑揚頓挫，根據一定的、預先設計的六聲部的韻律
進行，藉以在不可計量的時間川流中定出界標。
開普勒從天球的和諧樂章中發現了著名的行星運動三規律。它是物理學的一塊基石。促使牛頓建立了力學和萬有引力理論。
實際上，行星運動並不嚴格符合開普勒的三和諧規律。天球的和諧樂章，是有破缺的。對水星，一年運動下來，它的軌道與開普勒和諧軌道的預言，約有百分之一度的偏差。這個偏差，被牛頓的天體力學解釋了。
再仔細分析，牛頓的天體力學也還不能解釋全部偏差。對水星，一百年運動下來，它的軌道與牛頓的天體力學預言軌道偏差仍約有百分之一度的偏差。這偏差是愛因 斯坦建立的廣義相對論的支柱之一。可以說，整個相對論天體物理學就是從“每一百年，有百分之一度的破缺”發展起來的。
和諧雖美，但世界的物理本質常常是在破缺的地方被認識的。愛因斯坦說過：“真正偉大和富有靈性的東西只能由工作在自由之中的個人所創造”。和諧世界不能，哪怕是開普勒的和諧世界也不能替代自由之中的個人創造。
2008年2月4日，Tucson
□ 寄自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