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聖誕假期到南加州一遊，遇到不少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聽我講大課的年輕人，現在皆已中年了。談今論古。扯到不少陳年趣事，從“靈魂不死”，到邀請耶穌會士來華，再到“代寫懺悔”……都與梵蒂岡有關。
有這樣的問答：
問：你８０年代作過一個報告，題目是“靈魂不死”。是不是講宗教？
答：完全不是，“靈魂”一詞不是宗教專用的。ＰＲＣ的教師不是都被，或曾被稱為“靈魂工程師”嗎？“靈魂”可以是一個工程對象。“不死”是探討（原則上）能不能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一個人的“靈魂”中的所有信息，以及複製和傳輸“靈魂”。這是一個科學問題。
問：你近期還有沒有“梵蒂岡活動”？
答：有。從２００４年起，我每年暑期都忙著組織一次中意（或“華義”）相對論天體物理討論會，每次都有臺灣海峽兩邊的十多位同行參加。２００９年應是第六次了。每次討論會中，都組織會外活動，參觀Ｇｒａｎ Ｓａｓｓｏ國家實驗室，登亞平寧山，遊龐培，下亞得里亞海，等等。今年打算去利瑪竇Ｓ．Ｊ．的故鄉――Ｍａｃｅｒａｔａ，它當年是一塊教皇領地，算是“梵蒂岡活動”吧。
趁此機會，舊事新記，是為此文。
第一次握手
羅馬城中的梵蒂岡城是天主教皇領地，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其中只有聖彼得大教堂和博物館是向公眾開放的。其他聖廳聖堂，無教廷當局許可，是不得入內的。我第一次進入梵蒂岡城，是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８日到１０月３日，參加教廷科學院（Ｐｏｎｔｉｆｉｃ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主辦的研究周，主題是“宇宙學和基礎物理”。
當時冷戰尚熱，蘇聯的學者未能得到他們國內當局批准，沒有來。會議一開幕，主持人就提到“我們極為遺憾，蘇聯同行沒有能接受（教廷）科學院的邀請”。這樣，我成了唯一的來自“共產國家”的參加者。我也很奇怪，中華人民共和國（ＰＲＣ）當局，為什麼能批准教廷科學院給我的邀請？ＰＲＣ和梵蒂岡的關係從來不比蘇聯和梵蒂岡的關係更好。因為俄國有東正教，對蘇－梵關係多少是正因素。而梵蒂岡一直與中華民國（ＲＯＣ）有大使或公使級外交關係，它對ＰＲＣ－梵關係無疑是負因素。在梵蒂岡，如果提到中國，常會被理解為ＲＯＣ。這也有用處，李淑嫻第一封（１９４９年後第一封）寄給臺灣親戚的信，就是１９８０年在梵蒂岡郵局發的。
教廷科學院會議進程與一般學術會議無異，宣讀論文，問答，討論，與會者照集體相，等等。會後出版了文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ｅｅｋ ｏｎ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８２，Ｃｉｔｔａ Ｄｅｌ Ｖａｔｉｃａｎｏ）。只有１０月３日一天，與一般學術會議不同。那天的主要活動是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接見全體與會者。教皇要與每個人握手，Ｋ照相。熟悉中西關係史的歐洲人都知道（美國人大多不知道），當年歐洲各王國臣民在與乾隆帝見面時，每一個禮儀細節都要講究，是雙膝下跪，單腿下跪，鞠躬…，都有不同的含義。時代雖不同了，“禮儀”政治文化依然在。１９８１年，保羅二世正在為羅馬天主教尋求進入ＰＲＣ之門，他還沒有同ＰＲＣ公民在公開的正式場合握過手。而我，除宣讀論文外，無其他授權。為免於引起“禮儀”誤讀。不如迴避吧。歐洲同行也贊成，那天我沒有參加教皇接見，而去了羅馬大學物理系。該系學生非常親意共，到處用紅漆寫著Ｐ．Ｃ．Ｉ．（Ｐａｒｔｉ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但Ｐ．Ｃ．Ｉ．中也有天主教徒。
我第一次同教皇握手和照相，是晚到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１日，保羅二世接見在羅馬參加第四次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廣義相對論會議（ＭＧ４）的學者。ＭＧ４有波蘭人參加，如哥白尼天文研究所所長等。教皇是波蘭人。波蘭同行一定要去“覲見”，也告訴我沒關係。來自“共產陣營”的人，有十多個。想想也是，波共和中共都曾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說起來，我們不但是一個“陣營”，還屬於同一個總支呢。他們去得，我亦去得。
中共黨校中的Ｓ．Ｊ．們
我認識的幾位梵蒂岡國的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都是神父。他們的名後綴有Ｓ．Ｊ．（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Ｊｅｓｕｓ），即都是耶穌會士。十六，七世紀第一批進入中國的有自然科學專長的傳教士，也大多是Ｓ．Ｊ．。利瑪竇等Ｓ．Ｊ．們的墓地就在阜成門外二里溝，中共北京市黨校裡。文化大革命中，墓地被搗毀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舉行第一次全國自然辯證法講習會。會場設在北京市黨校。參加者大部分是全國各大學主講馬克思主義課（或等價課程）的教師。目的是想讓馬列教師們見識一下現代各門自然學科的新成就。當時自然辯證法學會，由不少自由化人主持。現代宇宙學一題，他們要我講。
向缺乏物理基礎知識的馬列人介紹現代宇宙學，那是第一次（後來還有多次）。我認真地做了準備，但仍很擔心聽眾沒有耐心聽下去。聽眾近千人，黨校大禮堂坐滿了。天氣特別熱。講了一個半小時後，休息十五分鐘。這時，會議主席交給我幾十個聽眾遞上臺的紙條。同時，向我耳語了一句：
“不要管他們，繼續講，該怎麼講就怎麼講。” 我打開條子一看，一半多紙條寫的是： “請問演講者，你是不是要否定恩格斯的論斷！” “請回答：你是否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宇宙無限論。” “會議主席，今天為甚麼請來這種滿是反革命言論的報告， 希望會議主持者考慮。”我頓然有了成就感。現代宇宙學終於有它的社會價值了。它能狠狠地擊痛一些人頭腦中的愚昧硬核。遵照會議主席的意見，十五分鐘後，我繼續後一半的演講。本來，我並不想涉及恩格斯宇宙觀念問題。時間緊迫，現代宇宙學本身還有許多論題來不及介紹完呢。看過這些條字後，我反而用了一段時間論證：恩格斯宇宙觀念大多是康德，拉普拉斯時代的，並大聲結論道：“恩格斯的宇宙觀念已經過時了。”
我想起利瑪竇獻給大明神宗的“世界勘輿圖”。利瑪竇帶來“聖經”並沒有引起明儒們的很大響應，轟動的則是他那幅世界地圖。鎖國海禁一百多年。神宗用的地圖，仍然是朱洪武年代繪製的“大明混一圖”。十五世紀初，鄭和出洋時，“混一圖”算是先進的。但與十七世紀初的“世界勘輿圖”相比，就太落後了。梵蒂岡圖書館裡珍藏有一幅“世界勘輿圖”，據說與利瑪竇的圖一樣。１９８７年５月，經教廷當局許可，我看到那張圖。現在看來，“世界勘輿圖”也相當粗糙，比例還有很大誤差，大部分澳州大陸尚缺。但已很清楚出示，中國不在大地中央，地球也沒有中央，中國之外還有一個博大的世界。在整個地球上，中國只不過佔有一小塊。這著實讓明儒們大吃一驚，羞愧。我很佩服一部分明儒的開放胸襟，沒有因羞愧而惱怒，相反，力主科學文化引進。
現代宇宙學不過相當於一幅新的“宇宙勘輿圖”罷了。它也相當粗糙，但比康德，拉普拉斯時代的宇宙圖，先進多了。
１９７８年經鄧小平等批准，利瑪竇等Ｓ．Ｊ．被平反了。重修了北京市黨校裡的利瑪竇墓地。不過，他的合作者徐光啟，並沒有同時被平反。洋人還是優先啊，那怕是已經死了的。
１９８６年我們在北京辦國際天文學會第１２４次討論會時，幾位梵蒂岡學者曾應邀來華，雖然ＰＲＣ－梵無外交，但梵蒂岡Ｓ．Ｊ．們來華沒有簽證問題，他們都持有歐美等國護照。這可能是１９４９年之後，首次正式應邀來大陸的耶穌會士。一到北京，他們都趕去北京市黨校，著聖職服裝，瞻仰他們的先賢。
Ｓ．Ｊ．是在宗教改革之後產生的一個教派。用現代詞彙來說，Ｓ．Ｊ．大體是天主教的體制內改革派。體制外的改革派是脫離天主教的新教，或基督教。早期的Ｓ．Ｊ．受到天主教主流的壓制，十八世紀一度被迫解散。Ｓ．Ｊ．都是知識人。按規定，除神學學位外，Ｓ．Ｊ．還必須另有一門專長，天文，物理，數學等等。他們很多是（非教會）大學裡的教授。我們這些非皈依天主者與他們交談學術，不感到任何宗教壁壘。比如，討論現代宇宙學中的宇宙年齡問題，他們不會提到“聖經”的首句――“起初，神創造天地”。
教皇夏宮中的公社生活
１９８３年９月，李淑嫻和我到羅馬大學物理系訪問三個月。梵蒂岡天文臺（Ｓｐｅｃｏｌａ Ｖａｔｉｃａｎａ）臺長Ｄｒ．Ｇ．Ｃｏｙｎｅ Ｓ．Ｊ．請我到他們天文臺的公寓住。除飲食自理外，天文臺的其他生活是公社式的，由教廷提供。
梵蒂岡天文臺位於崗多夫堡（Ｃａｓｔｅｌｏ Ｇａｎｄｏｌｆｏ），是教皇的夏宮。它還包括一個很大的教皇花園。都是教皇領地。崗多夫堡距羅馬２５公里。從羅馬Ｔｅｒｍｉｎｉ乘火車東南行，三十分鐘後進入Ａｌｂａｎｏ湖區。該湖由火山形成，近似園形，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勢最美。山上即是崗多夫堡，其中最高的建築，就是梵蒂岡天文臺的圓頂。
山頂上的梵蒂岡天文臺，盡脫俗氣，聖潔，連接著天廷和凡界，東望，是一片湖水，北望，是起伏於七丘之間的古羅馬和新羅馬（ＥＵＲ）。是靜思宇宙起源的佳處。但是，風光和環境太美了。不少時間反而被引誘去“享受生活”。在天文臺上，我有一間辦公室，但很少用它做研究。那期間，只寫了一篇三個作者的文章交賬（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ｔｗｏ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Ｚ．Ｆａｎｇ，Ｓ．Ｘ．Ｌｉ ａｎｄ Ｓ．Ｐ．Ｘｉａｎｇ，Ａｓｔｒ．＆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１４０，７７，１９８４）。其中Ｓ．Ｐ．Ｘｉａｎｇ現仍為科大教授。
除了Ｘ君，我們還認識近二十位當時在羅馬及其周邊的ＰＲＣ學者，物理，化學，生物，工程等行當都有。他們也不時來崗多夫堡享受一兩天“出世”生活。李和我在崗多夫堡的公寓，一時成了ＰＲＣ學生學者的一個集散地。在梵蒂岡也會遇到ＲＯＣ人，多為進修神學的人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科協主席阿某及其代表團隨行，也在此住過一個星期，臺長Ｃｏｙｎｅ並不在意他們是穆斯林。
我們剛到崗多夫堡時，教皇保羅二世還在夏宮避暑，很多教皇隨行，包括他的瑞士衛隊都在。進出天文臺，要查驗該臺證件。教皇於９月１８日離開夏宮返回梵蒂岡城。崗多夫堡一下變冷清了。留下的神職人員很少。一時間，崗多夫堡上的ＰＲＣ公民多於梵蒂岡公民。共產黨徒多於天主教徒，還沒有算天主教徒中的Ｐ．Ｃ．Ｉ．。有一位科大化學系來的教師，是ＣＰ支部書記。好，全了，足以成立共產國際梵蒂岡特別臨時支部了。
儘管如此，我們是客人，必須完全尊重主人的信仰和規範。Ｓ．Ｊ．們都發過毒誓，絕財、絕色、絕意，不為一切妖魔的誘惑所動，過清貧潔簡的靈脩生活。現在想起來，只有一件事，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客觀上扮演了一種“妖魔的誘惑”。這就是，我們不時舉辦晚宴，也常請Ｓ．Ｊ．們參加晚宴。晚宴規模有時很大，可以聚集到近二十個人。其中不乏中華料理高手和快手。烹飪氣味帶來的“誘惑”往往使Ｓ．Ｊ．們坐不住了。不止一次，臺長Ｇ．Ｃｏｙｎｅ知道晚上有大宴，他下午就沿著Ａｌｂａｎｏ湖跑了一圈（約三小時！），明確說，就是為了晚上可以多吃。夏宮並不禁酒。教皇也喝酒。Ａｌｂａｎｏ盛產葡萄，當地產的淡淡的ｖｉｎｏ ｂｉａｎｃｏ都是用大瓶裝，像水那樣賣。
Ｓ．Ｊ．也非常尊重我們的信仰和規範。幾個月的崗多夫堡生活中，他們從未向我或我的同事傳教，也沒有請我們參加彌撒。崗多夫堡有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天主教堂。禮拜天常有結婚儀式在此舉行，可以旁觀新人指天為誓的場面（意大利的離婚率相對較低）。梵蒂岡宣傳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 ｄｉ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的神父們倒是帶我們去參觀過一些有名的意大利教堂，如那不勒斯的聖多美教堂，蘇連托的教堂，那都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重要遺蹟。前者是托馬斯。阿奎那 “求證上帝存在”的地方，後者有九世紀的鐘樓。到意大利是不能不看的。
這同美國不同。在美國住定後，常常有一些基督教信徒來敲門，規勸受洗，並告誡地說，如不入教，死後是要被打入地獄的啊。對信徒的善意，我們至誠地感謝，對信徒的虔誠，我們也十分尊重。至於“入地獄”一說，對我們的告誡力則不大。心想，我多少算是進過地獄的了，至少“牛鬼蛇神”的地獄。
科學與宗教：羅馬的新觀點
八十年代末，梵蒂岡天文臺受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教皇之命，要編一本“Ｊｏｈｎ Ｐａｕｌ ＩＩ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Ｒｏｍｅ”。目的是開展新一輪的宗教神學與科學的對話。邀請２０位教授著文談“科學與宗教”。我是被邀請者之一。
這對我是難題。在中國見識過的宗教，大多是實用或應用性的，目的往往是生子，升學，生財，升官。而極少言道，缺乏形而上的神學思辨（如用五種方法證明上帝的存在，等等）。如何談宗教神學與科學的關係？只想到一件事。在８０年代，我還住在中關村，有一派流行氣功的信徒來我家傳功（傳教？）。他們的勸進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你加入此功（教），你每年發表的論文數目將會比現在增加一倍。可見，還是一種應用教。我沒有參加。論文數果然也就沒有加倍。
後來，我還是寫了一篇“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被收入上述文集。文中主要談的是科學研究中的預設（ｐｒ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它更多是一個科學哲學問題，特別是無關於“羅馬的新觀點”。
什麼是“羅馬的新觀點”？就我所知，保羅二世一直在彌補天主教廷在伽利略事件上的過失。他常接見各種自然科學會議的參加者，其部分目的也在於此。８０年代初，保羅二世正式宣佈羅馬教廷三百年前對加利略的判決是錯誤的。徹底翻案，不留尾巴。
在上述“來自羅馬的新觀點”一書中，保羅二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宗教不是基於科學的，就如科學不是宗教的延伸。二者應有各自的原則。” 意即，信仰的歸信仰，科學的歸科學。讓人想起，在７０年代，中國“物理學報”的每篇論文前，都要印上一兩句毛語錄，以示該文為毛思想之“延伸”。在美國，也見到過一些宗教文章，力圖論證現代物理學的種種發現和發展是如何令人驚奇地驗證了“聖經”的種種預言。這些，顯然不符合“羅馬的新觀點”。
１９８６年哈雷彗星迴歸，１１月有一次有關的學術會議。保羅二世在會上講話，其中一段是：“追求四種基本物理力――引力，電磁，強及弱的核力――的統一，已在取得愈來愈多的成功。這統一很好地綜合了從亞原子到宇宙學各領域的發現，它為宇宙的起源，並最終為規範宇宙演化的規律和常數的起源，提供瞭解釋。”這完全是物理界的行話！再往下聽，教皇沒有提到宇宙演化乃智能設計之結果等等。我猜，該講稿大概是Ｃｏｙｎｅ，Ｓ．Ｊ．起草的。那時他已是保羅二世的科學顧問。
保羅二世的最常被引用的“科學與宗教”語錄是：“科學暨（宗教）信仰皆為上帝之饋贈。”（Ｂｏ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ｒｅ ｇｉｆｔｓ ｏｆ Ｇｏｄ）。這裡的關鍵是如何理解“上帝”。愛因斯坦在回答“什麼是你對上帝的理解”一問時說，他的上帝是被開除猶太教籍的斯賓諾莎的“ｐａｎｔｈｅｉｓｔｉｃ”。是“泛神論”，“自然神論”？還是不翻譯為好，總之它是愛氏是自己加了括號的ｐａｎｔｈｅｉｓｔｉｃ，只有他自己有權解釋其意義。利瑪竇也尊重中國人的尊孔，說中國人的尊孔就相當他們的尊上帝。可見，各人有各人對“上帝”（形而上的終極觀？）的理解。信仰，從來就是多樣的。“一個上帝，各自表述”，或許才能贏得共識。
代擬懺悔
李和我滯留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一年中（１９８９.６－１９９０.６），不斷收到各地朋友的關心，也包括羅馬大學和崗多夫堡天文臺的朋友們。他們得知“內部”消息的速度很快。也許有意大利外交部或其他機構“內線”及時向他們簡報。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６日，中美雙方再次談判我們的離境問題。中國外交部表示，可以准予方勵之和李淑嫻出國。條件是寫一份請求政府寬恕的出國治病書，其英文文本中必須含有ｌｅｎｉｅｎｃｙ一字。羅馬的反饋很快來了。Ｌｅｎｉｅｎｃｙ乃是教會懺悔（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的常用語，諸如‘請求博大仁慈上帝的寬恕’云云。他們說，這種懺悔可以寫，特別是物理學家更可以寫，因為伽利略就寫過“認罪懺悔”。三百年後就沒事了。
過了兩天，沒見動靜，我的朋友倒著急了。傳話來，說，我們這裡有各種各樣的懺悔樣本。要不要我們幫你草擬懺悔？後來知道，在中世紀，宗教改革前，是有代擬懺悔行業。還有懺悔手冊（ｍａｎｕａｌ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可資參考。它告訴你如何寫好懺悔，才能最大地獲益。
實際上，我在６月１８日就寫好了一份治病書，其中沒有用到ｌｅｎｉｅｎｃｙ一字。６月１９和２０日，中美再連續談判。接受了我的１８日文本（即後來發表的文本）。談判成功。中美雙方在國賓館祝酒致意。我們於６月２５日就出境了。很可惜，代擬懺悔的好意，沒有用上，發展太快了，可能由於其他壓力。
後來李和我又去過梵蒂岡，接受約翰・保羅二世的祝福（見圖）。再次欣賞梵蒂岡城中的藝術。雖然我們從來都不是天主皈依者，也不敢相信死後復活等神蹟。但我們都欣賞米開朗基羅等大師以“聖經”故事為題的藝術。他們畫的是創世紀，雕的是聖母懷中的基督。但他們表現的是人性之善，人性之堅。這也許是宗教改革與宗教傳統的一種結合。這些作品裡出現的是“神”，但體現出來的精神並不是神的至上，或神的威嚴，卻是憐憫和同情、母慈和友愛、創造和堅毅……。每當聖誕（或耶誕），我常想起一首唱過的聖歌，那是巴哈的曲調，讚美初生和降臨：
一朵純潔的玫瑰開放了，
它從絲細的根苗中萌發；
這是上古卜者的預言，
這是傑西期待的出生啊！
他的柔嫩花枝的光芒，
照亮在這寒冷的，寒冷的冬天，
這漆黑的，漆黑的午夜。這種充滿人本主義精神的藝術，使人傾倒，使人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精神昇華。
（圖）：李和方接受約翰·保羅二世的祝福
２００９年春節，Ｔｕｃｓｏｎ
刊登在 2009 華夏快遞 kd09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