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在北京的公開演講是在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５日，地點在朝陽門內“九爺府”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那次是科學史所長席澤宗約我去的。當時，席和我都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的常務理事。席是正宗的自然科學史家，專精於中國天文學史。而我，只能算是一個科學史愛好者。我加入該學會，部分是因為宇宙學――我的研究興趣所在――廣義地說也算是一門“史學”，即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史。這“廣義史學”，是用物理方法來研究的。那次演講，是科學史所主辦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公眾活動之一。１９８９年４月初，北京街面上還很安靜，大學生不少還沉湎於託福（ＴＯＥＦＬ，託派）或麻將（麻派）。但社會生活已顯浮動，呼籲赦免政治犯的公開信，接二連三。很多人預感會有事，不清楚何時何地會有何事。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正好提供了一個討論歷史和現狀的好機會。
在約我演講時，席澤宗半認真地建議∶你們“廣義史學”家言之鑿鑿斷定，地球將於５０億年後被臨終的太陽吞沒。你能不能也算一下“中國何時能實現民主？”。嘿嘿，席老兄“將軍”了。遵命拋磚，但不管引玉。我給了一個定量答案如下∶
（１９１３－１６２９）－（１９８９－１９１９）＝２１４年。
它是說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從五四運動１９１９年算起，需要２８４年。從１９８９年算起，仍需２１４年。
上式的基礎是所謂運動規律在時間平移變換下的不變性。最早涉及規律不變性觀念的是伽利略。地球自轉公轉如此之快，為什麼人絲毫感覺不到？伽氏的解釋，也是正確的解釋，就是力學運動規律在時空變換下的不變性，包括時間平移變換不變性。社會歷史也是時空中的一種運動。如果假設：普適性文化的成長規律滿足類似的不變性，那末，現代嚴謹科學在中國社會中的成長，應相同於人權價值觀和政治民主制在中國社會中的成長，即有相同的時間尺度。這樣，由四個歷史年代（１６２９，１９１３，１９１９，１９８９），就可以推知上述的２１４年。這就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４日我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寫的“從北京天文臺看中國民主進程”一文的主題（全文附後）。
４月２５日我演講時，學生已經上街一週多了，著名的“人民日報”４.２６動亂社論於４.２５當晚就廣播了。４.２５是星期二，科學史所派車來中關村北京天文臺總部接我，司機駕車有意繞行敏感地段，如大學校門口等。心想，不變性假設在今天好像是政治不正確的，也許不久會被證偽。席兄到底是史家，比之一時一事，他更看重歷史推論，要我仍照“廣義史學”的論證講。若被證偽，也有意義。科學史所是學術講堂，“九爺府”里老九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證明或證偽），是可接受的治學方法。於是，講題及其內容都不改，仍為“從北京天文臺看中國民主進程”。講後，立刻有友人評道∶“老方，你這個估計，只是個一級近似吧。”我答∶“當然，一級近似可能也不到，算零級吧，所以誤差都不能寫。”
二十年過去了，席兄已於２００８年底作古，五四運動已到了九十週年。友人近日告曰∶“相比１９８９，中國已大大變化了，就是在人民大會堂裡，遺老遺少式的唐裝也極少見了，西服無論如何是主流了。”儘管如此，零級近似的估計似乎還沒有被證偽。相反，二十年的變遷，還顯出不變性假設的幾分合理性。在“從北京天文臺看中國民主進程”一文中提及三勿論――“勿師西法”論、“勿離經叛道”論、“勿上下易位”論，它們前後流行於１６２９－１９１３近三百年，曾用來抵制嚴謹科學在中國的成長。移動一下時間座標，三勿論也是時下人民大會堂裡的流行，也是用來抵制普適價值，且看，
“勿師西法”――“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 “勿離經叛道”――“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勿上下易位”――“核心是黨領導，不折騰”。
注意，變換不變性是指運動規律本身的不變，而不是說運動總是不變的。地球的轉動不是不變的，江山不是永固的，沒有一個朝代是“自我完善”就會萬世不衰的。且看，十七，十八世紀倡導三勿論者，尚是阮元等一批大儒或巨儒。如今，改朝換代了，除了假的，或半真半假的以外，大儒和巨儒似是衰了。大官和巨官，大貪和鉅貪還在，一脈相承，三百年不變。也不盡然。內地友人告知，也有新創的品種出現，叫什麼“吃飽了的博士”。這頭銜不倫不類，也許是聽錯了？
有一點應當沒聽錯，當年的大儒巨儒們尚能“苟牽經義，妄生義論”（李善蘭語）。而今的新老品種們，好像連“經義”也“苟牽”不動了，只能“妄生”市井味道的“義論”。“甚――無――謂（或味）――也”（李善蘭語）。
不變性預測不過是一個有待證偽的假設，但歷史的確能為今日的斷事者，預事者和論事者鑑。
２００９年３月，Ｔｕｃ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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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天文臺看中國民主進程――紀念‘五四’七十年
方勵之
（１９８９年４月４日）
中國的改革正陷入困境，這是目前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現代化和民主化，進不得進，退亦無路。眼睜睜看著周圍具有相同民族或類似文化的國家或地區正紛紛向發達行列迅速走去，眼睜睜看著時間在大陸正白白地流逝。從‘五四’到如今已經流逝了七十年，還要再流逝多少年，中國才會有轉機？每想起這個問題就不禁令人焦急、痛心、失望。
為了不使這篇紀念文章顯得過分悲觀，我不準備再多談中國的民主，而是回顧一下三百多年來與北京天文臺有關的歷史。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最有價值的作用是倡導將民主和科學注入中國文化。這二者正是中國傳統中所缺少的、或不足的。然而，就民主和科學二者在中國的注入進程來看，五四大體正好分別是它們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國剛剛開始她的民主政治的進程，而那時，中國已開始全面地接受現代科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過程已近結束。
三百多年的科學注入史，許多都與北京天文臺有關。公元一五八二年意大利耶酥會士利瑪竇來華，是西方現代科學傳入中國之始〔利氏的墓地現仍位於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內〕。現代科學一開始就遭到抵制，明末冷守中等反對用‘西法’制歷，認為只有宋代理學的“皇極經世”才適用於中國曆法。這是首版的“中國特色”論。所以，當時仍沿用陳舊的大統曆和回回曆。
一六一零年的一次日蝕，用傳統方法預報錯誤；一六二九年的日蝕再次預報錯誤。而徐光啟用西法預測則十分準確。這才迫使崇禎皇帝接受西法，編出“崇禎曆書”。不過，由於守舊派的反對，“崇禎歷”實際並未使用。直到明亡清興，順治時期才將該書改名為“西洋曆法新書”刊行，並用以制歷，名為時憲曆。這可能是“西洋”近代科學第一次進入中國社會生活。
好景不長，順治一死，反對現代科學的勢力再度得勢。大儒揚光先上疏朝廷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既反對西洋人，又反對西法，可稱為第二種“中國特色”論。在這種特色論下，以西法制歷的李祖白等五人被處死。他們是北京天文臺第一批為中國的現代化獻身的人〔研究天文的人由於不見容於統治者而被整肅以至處死，中外歷史中均不罕見〕。
康熙親政後，情況有好轉，再度使用以西法為基礎的時憲曆。康熙是歷史上最喜好科學的皇帝，他早年直接向傳教士南懷仁學過西方天文學。“曆象考成”和“康熙永年曆”兩本大體還具有當時西法的水平，是那一時期的代表。
自雍正上臺始，又開始了一個長達百餘年的排斥科學的時期。閉關鎖國，科學交流被切斷了。佔據學界主流的乾嘉學派，只事考據經典，無興趣於觀測科學。直到十九世紀，該學派大師之一阮元還不接受日心地動說，寫道：“至於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叛道，不可為訓”。這又是一種以“經”“道”意識形態為基礎的“中國特色”論。
鴉片戰爭後，上述意識形態才失去威力。天文學家李善蘭駁斥阮元說：“嘗精心考察，而苟牽經義，妄生義論，甚無謂也”。李善蘭於一八六八年到北京任同文館天文總教習，從此中國再度系統地引入西方天文學。而真正再度使用西法制歷是在辛亥革命之後了。民國成立，改欽天監為中央觀象臺，主持制歷。
由於時間緊迫，民國元年及二年的歷書還是用舊法計算的。“三年曆書”才完全依據現代天文學而制。從此再沒有反覆過。就是當文化大革命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科學”時，所用的歷法卻還是“資產階級科學”的。
“三年曆書”的編制者高魯和常福元在“凡例”中寫道：“本年曆書系用東西各國通行之法推算”。“東西通行之法”一語極為重要，它標誌著中國社會終於認識了科學規律〔推算之法〕的普適性，而無所謂“中國特色”的科學規律。這就是為什麼“五四”大體可以看作中國傳統與現代科學衝突的終點。起點和終點都發生在北京天文臺。
這一段科學注入史也許有助於我們從更長的歷史背景上來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第一，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似還可以不必太悲觀，與三百年的科學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時間雖已不短，但還不致令我們完全氣餒；第二，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標準，像科學的原則和標準一樣，是普適的，無所謂“東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後與先進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第三，阻礙現代化和民主化注入中國文化的錯誤觀念，與阻礙科學注入中國文化的錯誤觀念是相似的，即各種版本的“中國特色”論。
北京天文臺今年將紀念建臺柒百壹拾週年。自古以來，中國的皇帝往往要祈天斷事。自從元朝建都北京之後，北京天文臺一直為歷代皇帝充任這類探察天意的角色。五四之後，天文臺就沒有這種功能了。不過，天文臺的漫長曆史仍可為許多人，特別是今日之斷事者，提供借鑑。勿師西法論、上下易位論、離經叛道論等不都有其“先驅者”嗎？願這些歷史能為今日的斷事者鑑。
天文臺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背倚宇宙腑視人間的觀察點，由這裡看去，星移鬥進，“法輪”常轉，萬物概莫能外。科學的“法輪”已轉進了中國，民主的“法輪”也在轉了，今天的困境不過是它啟動時的嘎嘎之聲而已。這就是我的信心和力量之所在。
（原文發表在：北京之春２００９年４月第１９１期）
刊登在 2009 華夏快遞 kd09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