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年裡，在大陸，最流行的意識形態命題，當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十二字“真言”（或箴言）了。它被作為價值觀的，也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圭臬。以下是幾則與之有關的故事。
“真理”座談會
我參加過的“真理標準”活動，只有一次，即１９７８年春夏之交科學院組織的一次座談會，好像“光明日報”報導過。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為否定“兩個凡是”（凡是毛的決策，堅決維護；凡是毛的指示，始終不渝地遵循）而用的。“唯一”一詞，顯然是針對“凡是”兩字。所以，從一開始，“真言”就是一個“政治正確”口號，而非學術的。我想，科學院座談會不外是要與會者表態罷了。對否定“凡毛是論”，我當然是支持的。
一坐下來，發現座談會的目的不只是表態，而是要自然科學研究人員為“真言”背書。按定義，實踐包括階級鬥爭，生產勞動，科學實驗三個方面。所以，“真言”的倡導者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樣適用於自然科學。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原文中寫有：“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瞧，科學史首先就被“真言”收編了。
在“無數事實”中，“真言”作者只提了兩件，其一是：
“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在三百年裡一直是一種假說，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說所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一定還存在一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加勒於一八四六年確實發現了海王星這顆行星的時候，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說才被證實了，成了公認的真理。”
我想，這就可能是找我參加該座談會的原因之一。但我沒有就此段“科學史”發言。當時的一閃念活思想是，意識型態學界的科學常識，真是落伍了。
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早在１６０９年伽利略發現木衛等現象後，就逐漸得到支持。到１９世紀發現海王星的時候，太陽中心說已被公認是描寫太陽系的一個好座標系，它是運動學問題。至於海王星的發現，證實的是牛頓萬有引力理論的一個預言，是動力學問題。說海王星證實的是哥氏太陽中心說，多少是亂點了鴛鴦譜。這在所難免，不能要求圈外人士都能清楚科學史上的“鴛鴦譜”。老哥，老伽，老牛，老勒，老加等等，到底誰配誰？
再有，稱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為真理，也覺怪怪的。物理或天文教科書上，從來沒有這樣稱呼過。哥白尼太陽中心觀，在研究太陽系時，是個好參考系，但也不是“唯一”的。至於大到銀河系，或更大體系，太陽中心參考系是不方便的（這句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能說的，因為，按定義，“紅太陽”乃宇宙之中心）。至於牛頓力學理論，也已被相對論，量子論等超越了。學術上的落伍，也難怪。直到１９７０年代末，在意識型態學界，自然科學的“無數事實”大都取自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這本書在它公開發表的時候（１９２５年在前蘇聯首發），其科學內容就已落伍。
科學常識的過時，並不太重要。嚴重的是由“真言”衍生出來的對科學研究的指導原則。雖然，以下衍生的“唯一”律不一定是“真言”原發明人直接發明的，但它們確實隨同“真言”一起風行。它們是∶生產勞動是檢驗科學研究價值的唯一標準（價值觀）；科學實驗是檢驗科學理論（或假定，模型等）的唯一標準（方法論和認識論）。
先談價值觀的故事。
周培源先生的“馬拉車論”
１９７８年末，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引力和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年會。周培源先生講了一段話：“牛頓力學不是由於生產勞動中的需要才發展起來的。十七世紀，生產勞動中的力學問題，應是馬拉車，或者其他人力畜力工具的力學。雖然身為Ｓｉｒ的牛頓可能天天乘馬車，但他從來沒有研究過馬拉車動力學，沒有寫過一篇有關論文。他研究的是行星動力學，開普勒三定律等，與生產勞動沒有關係。”
“馬拉車”論與廣州會議主題――相對論――無關，因為馬車遠沒有相對論速度。但與會者明白，“馬拉車”論是針對“真言”的科學研究價值觀∶一切自然科學都是由於生產勞動中的需要才發展起來的。“對科學發展而言，一個工廠要比二十所大學還重要。”引號中的一句，是恩格斯說的。這種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在“真言”時代，依然。但不符合“馬拉車”等科學史。
周先生一番話的目的是鼓勵有興趣研究相對論等基礎物理問題的年輕人，不要受“一切自然科學都是由於…”等等似是而非的干擾。如果有人問：“你研究這些東西有什麼用？”你應理直氣壯（至少在心裡要理直氣壯）回答：“沒用，但有價值。”
當然，牛頓力學有實用，從簡單機械到人造衛星都有。但那是後繼的發展，不是牛頓的研究動機和目的。蘋果砸到牛頓頭上，似乎與“實用”有關，但牛頓的反應是“月亮為什麼不砸下來？”仍與“實用”無關。按照劍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說法，牛頓“這個奇異的精靈，被撒旦所惑，深自以為用他超凡的智慧，必可竊取上帝及這大自然的全部秘密，他是哥白尼和浮士德兩位合一。”與其說牛頓是被“生產勞動需要”的價值觀所推動，還不如說他被神秘主義推動更準確。
“他需要再教育”
有多少物理研究是被“生產勞動實踐”所推動的？統計一下一百年來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項目，就有一個答案：極少極少，如果不是零的話。這是科學史答案。
科學（不是技術）研究的動機大多不是“有用”，科學的價值也不全在於“實用”。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剛到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ｉｚｏｎａ教廣義相對論不久。ＮＡＳＡ的ＣＯＢＥ實驗衛星宣佈發現了宇宙微波背景輻射（ＣＭＢ）的各向異性。ＣＮＮ等媒體作為重要新聞報導了。當時美國國會正在討論來年的預算，有位主張削減ＮＡＳＡ經費的議員似乎不滿媒體報導，說：“ＣＭＢ有什麼用？”確實，直到今天，ＣＭＢ和它的各向異性，沒有實用。ＮＡＳＡ經費當然也可以削減。但“有什麼用？”這一問，可以大致不錯地判斷，該議員來自有工廠而無大學的選區。當時，一個美國同行說，“應當用你們中國的政策，送這位議員去‘再教育’。”我告訴這位同行∶“再教育”可不是對任何人都適用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受過教育，怎麼能叫“再教育”。
２００６年，ＣＭＢ的各向異性發現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可見，這又是一例：
“沒用，但有價值。”
廣義相對論乃“軍事工程”
再回到“再教育”年代。
１９７２年暑期，科學院物理所十三室的幾個同事要我給他們研究組講廣義相對論。他們研究組的課題是引力波探測。引力波是廣義相對論的一個重要預言。
我很奇怪，物理所許多“沒用”的研究項目，都被文化大革命叫停了，怎麼還敢明目張膽地研究引力波探測？它完全沒有實用價值嘛。我立即被他們“啟蒙”：引力波探測有實用價值呀。引力波可以穿透地球傳播。所以，無需間諜，直接探測來自地下的引力波，就有可能探得地球對面的美帝國主義的信息，包括軍事信息。所以，潛在的軍事應用大得很呢。高！高！高！如此說來，廣義相對論也算是一門“潛在軍事工程”課了。
理論上說，關於引力波探測的實用價值高論，句句屬實，原則上沒有糊弄人。果然，我上課的一個多月裡，沒有人敢來干擾。儘管我當時還是個“被監督改造的”人。有誰敢幹擾有關探測美帝國主義的軍事信息的研究項目？這就是“原則上沒有糊弄”的價值。
ＧＰＳ和牛刀殺雞
其實，早在１９７２年，不用“原則上沒有糊弄”，廣義相對論也的確可以算是一門“軍事工程”學了。１９７１年，用飛機進行原子鐘實驗後，已經清楚，高精度守時（ｔｉｍｅｋｅｅｐｉｎｇ）系統必需考慮引力紅移，Ｓａｇｎａｃ效應等修正。另一方面，高精度守時是精密武器系統（包括後來發展，今天仍在發展的衛星導航系統，即ＧＰＳ等）中不可缺少的基礎。可見，廣義相對論早是精密武器系統的基礎之一了。不時還會聽到廣義相對論學界外的人士替廣義相對論宣傳∶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應用，已經進到尋常百姓家了，街上到處買的ＧＰＳ找路器，每個都含有廣義相對論呢。
反觀廣義相對論學界內的人士，倒不太熱衷於此項宣傳。原因是，就只適用於地球表面附近的ＧＰＳ技術而言，廣義相對論並非必不可少的。引力紅移的確是廣義相對論的一個重要結果。但是，地球表面附近的引力紅移，不用時空彎曲，不用的引力場方程，即不用愛氏廣義相對論的核心觀念，也可以計算。用牛頓引力理論加上光量子觀念就可以得到ＧＰＳ用的引力紅移。所以，圈內人士較少言及這種“實用”。即如，很少聽到，一個玩著解牛刀的庖丁，突然大聲說“我的刀能殺雞！”
可惜，必須用愛氏廣義相對論等牛刀來殺的牛，沒有一頭是生產勞動的需要。這些牛有：黑洞，引力波，宇宙學，高維時空，量子引力等等。當然，它們都有“原則上沒有糊弄”的“實用”：黑洞――製造黑洞彈；引力波――開發引力波手機；宇宙學――暗能量用作為能源；高維時空――增加地產稅，因你的房子佔用的不止三維；量子引力――無中生有……。
結論：科學史上的事實，從馬拉車到ＣＭＢ再到黑洞，並沒有證明十二字“真言”的科學價值“唯一”觀。那是一個誤導。為什麼只有“生產勞動實踐”才是科學研究價值的“唯一”所在？難道“竊取上帝及這大自然的全部秘密”本身不就是價值嗎？特別，當你想當（哪怕只是精神上想當）上帝的時候。
“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也沒有證明，“科學實驗是檢驗科學理論（或假定，模型等）的唯一標準”。有關這一點的新老故事，容後再告。
□ 寄自美國
華 夏 文 摘
―― 第九四五期 ――
刊登在 2009 華夏快遞 kd09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