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我在歐洲。有一次，同行之間閒談起各人自己的經歷。我說：
“我曾多次在田地（field）上工作過。”
一個同行不明白我為甚麼多加一個形容詞“多次”，追問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曾一直研究場論（theory of field）？”
我不禁覺得，英文大有缺點，怎麼竟把物理中的場和農村的田野如此不同的兩個概念用一個字來表示。也許，對說英文的朋友來說，這不會引起混淆，因為，他們極不可能同時在這兩個領域工作。可是，對說中文的我們來說，在這兩個領域工作過的，卻大有人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間，我前後就有四次從物理的“田野”被驅趕到農村的田野。
第一次，是1957年12月到1958年8月。那是一段既沉重而又輕鬆的生活。
反右派運動的後期，毛澤東提出“幹部要下放勞動”。就像我是中國的第一批青年團員一樣，我也是中國第一批的下放幹部；就像我入團時並不嚴格符合團章一樣，我的下放也不嚴格符合“幹部下放”的原意。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詞彙學，“幹部”與“群眾”是兩個相對的概念，前者指治人者，後者指治於人者。所以，“幹部”是指大小官員。“幹部下放勞動”的字面含義（即報紙上的解釋）是，大小官員應當到被他們管理的群眾中去，參加勞動，體嘗甘苦。應當說，這層意思並不壞，下放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顯然，依據這種字面的含義，對於當時只是一名最低等的研究實習員的我，是絕對輪不上得到這樣的光榮，成為一名下放幹部的。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真是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之中沒有一位肯來享受這樣的光榮，卻把光榮都給了我和我的同事。近代物理所（我當時工作的地方）被下放的數十人，大部分是年輕的研究人員。同我分在一個小組的兩個人，一個也是研究實習員，另一個是實驗室裡的工人，後者的工作本來就是最底層的勞動，居然也還要作為幹部來下放。稍加註意就會發現，這些“光榮”的獲得者，有一個共同點，即很多都在反右派運動中“有問題”。實際上，凡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大小批判的人，無例外地都成了下放幹部。所以，中國的幹部下放措施，從第一天起，其實質就是一種懲戒，一種在光榮名稱之下的懲戒。
12月中旬，我們揹著自己的沉重行李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登上南下的列車，去農村。這時，倒有不少幹部來送行。他們給每一個下放的人的胸前掛上一朵大紅花，以前，似乎只有中了舉的或當新郎的人才掛這種花。站臺上，幹部們的祝賀聲，祝願聲，鼓勵聲，此伏彼起。好不熱鬧。一時真是顯得我們光榮極了，真好像我們是第一批登上通向極樂世界的列車的乘客。後來讀歷史，才知道，光榮加懲戒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發明，乃是中國曆代獨裁者的慣用方法。十四世紀，明太祖朱元璋一面處死他的元帥徐達，一面又給徐達樹立一個功德碑，這個巨大的石碑至今還孤零零地矗立在南京的郊外。
那天，李淑嫻也去送我，在最後相依偎的幾分鐘裡，沒有言語，但卻是至深的祝福。
我下放的地點是河北省贊皇縣南邢郭鄉。贊皇縣位於太行山的東麓，西邊一半是山區，東邊一半是平原。南邢郭鄉位於東邊。從北京乘京漢線火車南行約五個小時有一個小站，叫元氏。從元氏去南邢郭鄉最近，但交通工具只有馬車。如果趕上雙套（即兩匹馬拉）的膠皮輪大車，跑上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馬車拉著我們三個人進村的時候，天已黃昏。沒有人。也沒有狗。土地上沒有一絲綠色，死沉的灰黑。周圍也極少有樹，平坦呆板的田野上，只有幾株好像是遇劫之後的枯枝，突兀地插在地上。村落沒有燈光，遠遠看去只能分辨出一個黝黑輪廓，趴在大地上，有如一塊大石頭，好像從蠻荒時代就被遺忘在這裡，再沒有人過問。難道，這就是《太行山上》一歌中的太行山麓嗎？小學學唱《太行山上》時在心頭建立起的美感，從此蕩然無存。
太窮荒了，這是當時唯一剩下的感覺。
應當說，年輕的時候，我並不懼怕窮苦的生活，甚至不時還有羅曼蒂克的遐想，去過一段艱難歷險的生活。然而，眼前有的並不是艱難歷險，而是窮荒之中的愚鈍和呆滯。這裡的生活並不需要任何智慧和勇氣。任何痴笨的人都可以安穩地生活下去，無災無難，或者不知道何為災何為難。生活在這裡已經不變地循環了一千年，也許兩千年了。贊皇一名的來歷就是由於一位幾百年前的皇帝曾路過此地，從那以後，生活更是沒有也不準有一絲變化地循環著。
我們住在村長家，他有一間空餘的房。沒有電，整個村莊都沒有電。三個人睡一個土炕。因為土炕直接與大地連通，必須把炕燒熱才能睡覺，否則很快會受冷而得病。就是有冬泳本領的人，也不能抗拒來自大地的寒氣。
燒炕用的主要能源是麥秸。受潮的麥秸，很難燃燒。而且，當地火柴也很缺，最通用的起火器仍是天然的打火石。你要學會新石器時代就已有的打火石的用法。首先，用一小鐵砧打擊火石，令其發出火星。把一小絨紙卷放在火星迸發處。如果打得好，火星可以使絨紙達到攝氏232度，或華氏451度，即紙的燃點。絨紙開始無焰燃燒。這時，再用嘴小小一吹，無焰燃燒變成有焰燃燒。再用此小火焰引燃乾草，火焰變大。最後，用乾草的火去點燃麥秸，成為大火。在整個過程中，不斷要以嘴吹氣。忽大吹，忽小吹。你必需有足夠大的肺活量，才能使火著起來。普羅米修斯的肝臟之所以每天都要被天鷹吃去，可能就是要讓他失去底氣，無力吹火，也不能再盜火。
取水比取火略為先進，超過了石器時代。村裡只有井水。井很深，十公尺左右。井盤上裝有一臺轆轤，可將裝滿水的桶從井底絞出，雖仍是人力，但因有阿基米德的槓桿原理作用，故不感吃力。困難的是將空桶放到井底時必須讓水桶翻轉，桶底朝上，這樣，桶才會下沉入水，裝滿一桶水。否則，水桶會一直漂浮在水面，只能裝滿半桶，或根本裝不上水。一個在十米以下的東西，只有一條軟繩與你相連，要對它進行姿態控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大概學了半個多月，才掌握了這種超距控制技術，能準確地讓水桶以朝下姿態入水。這半個月裡，我經常被困在井臺之上，不得不大作牛頓的水桶理想實驗。我相信，世界上不會有太多的物理學家曾像我這樣忠實於牛頓的水桶。
南邢郭鄉地處平原，還算是贊皇縣比較富的地方。我的一箇中學同學，他從哲學研究所下放，也來到贊皇縣。但他是被放到西部山區。那裡就連水井也沒有了，水的唯一來源是雨。地上挖有一些大坑，用以積留雨水，吃水用水皆取自坑中。到冬季，不下雨，積水日趨減少。這段時節，除了食用之外，一切其他用水嚴加禁止。我的這位哲學家同學告訴我，因為缺水，他曾一連有四個月不洗臉也不漱口。也許這到很適合他的職業－－哲學。在中學時，我們就給他起過一個綽號thinker，因為他常常模仿羅丹的那個有名雕塑，枯坐沉思，好像進入了玄境。顯然，不洗不漱而幽居深山的生活更接近哲學家所追求的玄妙境界。
一些非哲學家則難於在這種境界中忍耐，離隊了。同我一起來的那個工人，一個月後即自行跑回北京，不再回來。然而，大多數的年輕知識分子，卻漸漸地在這種原始生活方式中堅持下來。因為，他們（包括我在內）都真的相信，只有通過這荒漠原始的磨鍊，才可以使自己的靈魂走向聖潔。
當時人人清楚，我們這些所謂的下放幹部，是來改造思想的。尤其，在反右派運動中遭到批判的人，更有一種負罪感。覺得，只有通過繁重而艱苦的體力勞動，才能使自己得以贖罪和新生。應當說，這種認罪的心態，是真誠的，無矯飾的。有不少人，一下到農村，就拼命地勞動，什麼工作髒什麼工作苦，就去做什麼。下意識地認為，勞動越多，贖出的罪也就越多，二者是成比例的。
然而，“自己當真有錯有罪麼？”這個問題也總在心頭時隱時現。因為，總是有兩個各自合理但又相互對立的推論，纏繞著自己，象一個不可解的康德的二律背反。二律之一是，鬥爭會上那些“不老實！”的口號聲並沒有從邏輯上證明那些右派觀點是錯誤的，特別，研究三害根源為什麼就是有錯有罪，難道一件事是可以沒有根源的？二律之二是，無論如何，似乎也不應懷疑共產黨或毛澤東本身的正確性，這是自己的信仰所在，既然反右派運動是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怎麼可能那些被批判的右派觀點一點也不錯？
勞動帶來的疲憊和困頓，也許能像麻醉品一樣，使自己暫時地忘掉這個背反，然而，並無助於找到它的解。
跟著，是一個更加難解的背反。
1958年1月2日，我接到李淑嫻來信，她說，她已於1957年底正式地被開除了黨籍。這本來是意料中的事。鄧小平在有關反右的報告中早說了，黨內的右派分子一律都將被清除出黨。
問題是，當時我還是黨員。按照階級鬥爭原則，我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只有一條路，即立即與李淑嫻斷絕關係。因為，一個共產黨員，是不允許與一個階級敵人相愛的。右派分子，按其定義，就是一種階級敵人。這是一個無情的定義！在反右派運動中，不知有多少對痴情者，一夜之間，就在這定義之前，分了手，從此相互成為路人。一切脈脈的含情，都無濟於事。我的同學和朋友中，凡有這類境遇者，無一倖免，個個都被迫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演了一出生離的悲劇。
如今，命運該輪我們演出了。
我於1958年1月4日從南邢郭鄉趕回北京。去北大。燕園裡，一片肅殺之氣。我們面臨決擇，面臨以下的二者擇一。或者，忠實於信仰，分手；或者，忠實於感情，結合。命運等待我們決定，也必須立即決定。我已經不能完全記清，在那不眠的兩天兩夜裡，我和李淑嫻一共說過多少話了（也許，李淑嫻比我記得更多，在她的回憶錄中會有更詳盡的記述）。我只記得，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我們反而更冷靜、更理智了。不全是由於信仰的引導，也不全是由於感情的引導，而可能更多是理性的引導，使我們最後決定：“冷凍”我們之間的戀情。什麼叫“冷凍”，至今我們還不能說清它的確切含義。然而，確實是它，使我們在這多連通的人生拓撲上，找到了一條迴路，平安而且最終幸福地渡過了這一幕煉獄。
“冷凍”期間，我們相互不再寫信，斷絕了一切時空上的聯繫。但是，心與心之間的相通，是超越物質的，超越時空的。
再回到南邢郭鄉時，我懂得更多了，心情也更平靜，我投入了勞動。
（未完待續）
摘自《遠見》1992年第一期
《華夏文摘》總四十期(cm92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