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在最寒冷的日子裡，開始打井。那是真正的北方的冬季的田野，大氣在攝氏零下五度以下，還有北風。大地上凍了。中國傳統的打井，全靠人力。這裡集中了全村體力最強的二十多個人，是主力。另外也還有二十多個人，其中有婦女，做輔助性工作。
打井的第一步是下挖一個直徑約七公尺深約十一公尺的井筒。太行山麓，在三億多年前還是一片海灘。所以，下挖兩公尺後，就會遇到鵝卵 石，它們是當年由入海的河流沖積下來的。越向下挖，鵝卵石的直徑越大。到六、七公尺時，卵石直徑達到30到40釐米，最難挖。體力最好的人，也只能連續工 作一小時。於是，每五個人一組，輪番地下井，每一個小時換一班，以保持高強度，高效率。
再向下，到八，九公尺深時，卵石漸少，開始見沙，那就是億年之前海灘上的沙了。宋朝大學者沈括曾在這一帶挖到過貝殼，證明這裡過去的 確是海灘。我們當時沒有心思去找貝殼，因為工作危險漸大。井壁開始塌方，大小卵石經常從井壁上掉落下來。在井底工作的人，除了一頂柳條帽，沒有其他防護設 備。
挖到十公尺左右，井底滲出了水。下一步，更艱苦，任務是在井底的水中淘沙。只有淘去足夠多的沙，才能使水的滲出速度加快。一口井的好壞，全在於這個滲出速度，因為它決定了在單位時間內可以從井中取出多少水。我參加了淘沙。
在打井初期，我們只被分配做輔助性的工作，同婦女及老弱者在一起。因為，農民不相信我們這些人能吃苦，好心地照顧我們只做輕的勞動。然而，我想我能下井，而且，下井多少帶有一點冒險，有刺激。於是，經我的堅持，後來我也被編入了下井組。
淘沙開始了。下井前，先喝一口約60度的土製酒，在寒風裡脫掉所有衣服，拉著繩索降到井底。井底的水深沒膝。然後，用雙手在水底鏟 沙。手及腿大部都浸在井水裡。把沙一筐筐裝好，用繩索吊出井外。由於沙筐中流出的水，不斷從井口上落下，井底的人從頭頂到全身很快就被淋透了。這時，燒酒 的熱量已快用完，感到冷，唯一的禦寒方法是瘋狂地用力去淘沙，讓身體裡發出微微的熱。一般人，在這井底的瘋狂中最多堅持半小時。所以，每25分鐘換一組人 下井。上井後，必須立即擦乾身體，穿上衣服，再喝一口60度的土製酒，等待下一次的下井召喚。坦率的說，有的人，只是為了能喝到兩口酒而下井。
下井人，還有另一種優待－－吃白麵烙餅。當地的農民，常年的主食是白薯，玉米等雜糧。只在夏季麥收之後的兩個月裡可以吃到一些面制食 品。因此，冬季吃烙餅，是很特殊的。可見，下井之受重視。確實，有的人由於下井太多，得了終身不治的寒腿症。水，就是用這些寒腿症換來的。
對於我，下井的最大受益，不是土酒，也不是白麵餅，而是混熟了全村的農民，他們認同了我。至此，我在農村的“思想改造”，實質上已完成。剩下的日子，越來越輕鬆了。
理由如下。
把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去勞動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原初的設想是，利用農民的力量來改造知識分子，使他們忠誠於執政者。他們的邏輯是：按 照階級鬥爭理論，農村中的貧農等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一個主要支持者。所以，農民一定會像共產黨執政者一樣地批判知識分子的各種“錯誤”思想。特別，把少量 的知識分子下放到大量是農民的農村中，知識分子一定會比在城市感到更大的思想壓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被改造。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證明這種理論是虛構的。中國的農民並非按照階級鬥爭學說所預言的行事原則去行事。誠然，農民，特別是貧農，曾經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一個有力支持者。但是，農民的支持是出於他們在共產黨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而不是認同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傳統上，中國的農村沒有宗教生活，從來沒有宗教戰爭，對一切意識形態上的所謂終極關懷都是淡漠的，是耶和華、是阿拉、是共產主義，還 是替天行道，似乎都無所謂。贊皇縣甚至沒有像樣的佛廟，有幾個很小的基督教堂，信徒也不多。因此，農民對下放來的知識分子到底有何種信仰，何種終極追求， 是根本不過問的，更談不上批評和鬥爭。
另一方面，反右派運動顯示出的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的衝突，卻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因此，農民不可能具有共產黨宣傳部的功能，利用批判，對 知識分子施加思想上的壓力。相反，在農村的生活，思想上是更輕鬆的。這就是為什麼下放思想改造政策的預想，徹底落了空。一句話，農民似乎並沒老想著階級鬥 爭。
中國農民衡量人的最主要標準是勞動。只要你在勞動上能幹，被他們認同，你和農民的差別就消失了，根本不會感到“被改造”。打井之後，我就是進入了這種境界。農民相信了我的勞動能力，我也有了自信。
開春以後，我就與同村的年輕農民一樣，耕地，挑水，養豬，趕馬車。一個十足的農民了。後來，我索性搬到一個年齡比我大兩歲的單身農民 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完全一樣地生活，只有一點差別，他吸菸，而我不吸。有時拗不過他的盛情，一定要吸幾口他送過來的煙，那是迄今為止，我唯一的吸菸記 錄。
剛剛到初夏，我就像村中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不再穿上衣。一則涼快，再則也節省衣服。這是貧窮帶來的習慣。村中的婦女，無論年長的或年 輕的，對不穿上衣的我們，也不見怪。只當下放幹部開會，而又有女下放隊員在場時，我們才穿上上衣，恢復城市裡的禮儀。許多那時的照片，都是赤膊的。黧黑髮 亮的前胸和後背，結實的肌肉，只要不來問我們意識形態問題，按造型，哪一個人不是一個純正標準的農民？
毛澤東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經譏諷知識分子，他說知識分子實際上沒有知識，因為他們不會種田，不會殺豬。每次批判知識分子時，中 國的報紙上大都會重複一遍這個經典論述。我想，到1958年夏天，我們這些中國的第一批下放幹部，就已不再會被上述的歪理所動了。因為，我們幾乎都發現， 那些被毛澤東認為比二十年寒窗學來的知識還要難的事，對於我們，許多已是我們駕輕就熟，天天在作的事。按當時的速度估計，只消一年，最多兩年，我們就可以 無困難地去做所有農民能做的事。而且一定在農民的平均水平之上，因為我們有知識。
就以豬論，毛澤東認為了不起的殺豬大事，完全不是難手藝，特別是對一頭已被綁好而不能動的豬。困難的倒是在田野上捉豬。春天要放豬。 豬與羊不同，羊總是成群地行動，容易照料。一群豬則常常因搶食而發生內訌，四散奔逃。這時，放豬者必須追上並趕回每一頭豬，把他們再團結在一起。追豬是不 容易的，雖然豬的體肥腿短，但跑得並不慢。我的百公尺跑的（順風向的）最高記錄是12.5秒，但我追不上一隻跑瘋了的豬。可見，捉豬還要難於殺豬。毛澤東 的殺豬聖言，只證明他自己大概沒有養過豬。很多聖言之所以令人畏懼，那是因為沒有機會真去試試。
過了春天之後，不少被農民認同了的年輕的下放男隊員，都收到過當地農村姑娘的求愛信，或等價的表示。我也收到過一封。雖然後來都沒有 發展出可以寫小說的故事，但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標誌：下放幹部不但不再是農村中的被改造者，反成了被追求者。這一點也不難解釋。要而言之，若把兩種文化和平 地放在一起，最後一定是較為先進的那一方替代較為落後的那一方，無論先進者在原初是多數還是少數。
中國的農村，的確需要先進文化的注入。
不幸，下一個強行注入中國農村的，是一頭跑瘋了的豬。
六月，我們收小麥，那年是贊皇少有的好年成，小麥的畝產量達到400多斤。農民都很高興。一天，中國最權威的《人民日報》載，有一個 地方，大躍進了，小麥的畝產量達到兩千斤，比我們高了五倍！許多農民不看報，無論它是多大的權威。我對報紙是相信的，把這個消息告訴一起麥收的農民。他們 都不相信，只簡單說：
“那個地方的秤小。”
確實，中國的度量衡從來缺乏校準，一地的秤是很可能與另一地的不同。不過，相差五倍，早超出了三個高斯誤差，絕不可能。不過，我沒用這個誤差理論去說服我的農民朋友。
沒有幾天，那張最權威的報紙又說，一地的小麥畝產突破一萬斤，比我們的產量高了二十五倍！這一次，我沒有再向農民說。但他們很快都知 道了，也沒有人再說不相信。原來，“大躍進”的精神，正通過共產黨各級組織，從中央一層層地傳達下來。要求各地都開始大躍進，把產量翻一番，翻五番，翻十 番。對共產黨的話，農民不反對，也照辦。當然，不知道他們心裡是不是在想，只要把秤變小，就躍進了。
大躍進一開始，我就被派去寫標語。一連兩個星期，我在全村各個顯要牆壁上寫標語。標語字很大，每個字約佔2×2平方公尺。據說，字越 大，越能使人的膽子大，躍進就更大了。我寫的最多的兩條是，“多快好省，力爭上游”“十年計劃，一年完成”，前者是那個夏天的報紙每天用的通欄標題，後者 則是常見的大字標題。但我始終也不知道所謂“十年計劃”是什麼，好像其他人也不知道。
最炎熱的伏天到了，瘋度和天氣溫度，成正比地增高。報又載，一地的小麥畝產達到五萬斤，又高了一個量級。一個號令又從中央層層傳達下 來：要深翻土地。因為，根據中共中央的研究發現，土地經過深翻，再播種，產量就會大大提高。據傳達，有的地方，翻土半公尺深，產量就增了五倍。文件暗示大 家線性外推：誰想增產十倍嘛，只要深翻一公尺就行了。
於是，我們村也開始了夜戰，深翻土地。我的身體雖好，但膂力並不過人。在深翻中我卻常能超過一些膂力強者。我“發明”了一種有效的深 翻法。由於，深翻只要求翻，而並未要求破碎土地。我想，只要把土切成較大的塊，再加以翻轉，就會更省力氣。這個道理很簡單，深翻中切土最費力，要省力，就 要使同量的切土工作所包含的土量更多，其解顯然是切大塊。因為，切土量是二維的，而含土量是三維的。維度物理學推廣後，地翻得更快了。
熱火朝天的日子到了。
隨著土地越翻越深，農村以比瘋豬還要快的速度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那一個月，是我一生唯一體嘗過的真正共產主義生活。全村家家歇了 火，都到共產主義食堂吃飯。各取所需，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錢，貨幣被廢棄。共產主義的村民們，白天睡覺，或者學習大躍進的新聞。傍晚天黑後，一個個勞 動隊提著油燈走向田野。夏夜的星空，遊動的燈火，照亮黑紫的田野，加雜著一兩聲狗吠。深翻，深翻，深深地翻呀，馬克思的理想就要在這裡翻出來了！
應當承認，當時的我，並沒有感到“大躍進”的虛假和瘋狂。白菜五百斤一顆，一畝白薯一百二十萬斤之類的躍進新聞，也並沒有引起我的疑問。這些終歸不是我內行的專業。“也可能那地方的秤就是小！”。
我的懷疑是被一篇“物理”論文觸發的。就當我過著共產主義的深翻生活時，最權威的《人民日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毛澤東最誇獎 的，從美國回來的一位教授（為版權所礙，暫隱其名，待正式出版全書時補上）。其內容今天我還能複述，他是根據能量守恆律，從太陽常數求出每畝地可達到的最 高產量，即上限。他求得的上限遠遠高於當時報上公佈的所有“大躍進”產量。結論是，大躍進很有物理根據，似乎大躍進還不夠“大”，還可以更大膽地躍進。
然而，物理學是不可欺的！姑且不論這種作法是否以“科學”向權勢獻媚，這位先生的計算，在物理上是錯誤的。他的計算是基於能量平衡， 即熱力學第一定律。實際上，在1958年，已經清楚，生物生長原則上不屬於平衡態熱力學。生物“吃”的並不是能量，而是負熵。決定產量上限的，是太陽所帶 的負熵流，而不是能量。實際上，地球從太陽吸收的能量，大體等於地球發散的能量。因此，用能量守恆來計算上限，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至少證明，該文作者全 然不懂當時已發展的非平衡態熱力學。
很抱歉，我不得不用瞭如此多的物理學詞彙來寫這一段回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足夠強烈地表達我的感受，自由對科學是多麼重要，沒有自 由也就沒有科學。對這樣一個明顯的錯誤，在物理學界，許多人是心中有數的。可悲的是，沒有一個人可以享有批評的自由，哪怕只是物理學的批評。只因為，作者 是毛澤東首肯的；只因為，“論文”的結論是支持大躍進的。更可悲的是，一個諾大的黨和一個諾大的領袖，竟愚昧到輕率地用這些媚態“科學”來決定牽動著十億 人口的政策。
一個禁錮著科學自由的國家，豈有不嗚呼哀哉的！
在大躍進失敗的前夕，我離開農村，來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物理。
（完）
摘自《遠見》1992年第一期
刊登在 1992 華夏文摘 cm920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