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科協的紀錄，1982年8月30日- 9月3日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格羅茲曼（The 3rd Marcel Grossmann，簡稱MG3）廣義相對論會議，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一次真正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在此之前，中國也有過國際學術邀請會，如1966年 四大洲（亞，非，拉美和大洋洲）物理會議。那是中國政府舉辦的地區性會議，多是邀請發展中國家，不由國際學術組織主持，不算是真正的國際學術會議。
MG3，有二百多人參加，來自三十多個國家，宣讀論文約180篇。按現在的標準看，只是箇中等規模的學術會議。但在1982年，這就不是簡單的事了。 1982年，國家旅遊局剛剛召開“全國涉外廁所會議”。可見，當年如果有三四百個東西洋鬼子（會議參加者及其隨行家屬等）聚集在一起，僅“涉外廁所“一 項，會議組織者就必須有預案在心。
MG3在國際方面由薩拉姆（Abdus Salam，巴基斯坦人，獲1978年諾貝爾物理獎）負責，在國內，由周培源先生（時任中國科協主席）主持。其國際組織委員會由中美英蘇日德法意等國學者 組成 。 會議具體的組織由羅馬大學教授Remo Ruffini 以及我和我的同事鄧祖淦教授等承擔。中國科協國際會議處吳甘美等，負責事務支持。現在回憶幾則趣聞軼事如下，“涉外廁所”一項除外。
從巴基斯坦核項目到MG3
MG3的籌備工作始於1980年，在Nathiagali。
Nathiagali位於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Islamabad）東北八十公里，是一個森林茂密的山區，極幽靜，人鳥獸皆少。在Nathiagali 籌備MG3，因為它是薩拉姆在巴基斯坦的“基地”。薩拉姆的另一個“基地”是在意大利的里亞斯特（Trieste）的國際理論物理中心（ICTP）。 1964年10月，中國首顆核彈爆炸。1965年，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訪問中國。薩拉姆是主要隨行。他當時是總統的首席科學顧問。訪問的目的是尋求中 國幫助巴基斯坦發展核武。巴基斯坦核項目的研究基地之一，就設在Nathiagali隱秘處，以免美國U2高空偵察機拍照。
Nathiagali另一個與中國有關的隱秘事件是1971年美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他的助手羅德（Winston Lord）的第一次秘密訪華。那年七月，在伊斯蘭堡的國宴上，基辛格突然宣稱自己肚子劇痛。葉海亞·汗總統當即向記者宣佈，基辛格博士可能吃多了，加之受 熱，請他到Nathiagali總統別墅休養幾天。基辛格和羅德甩開記者，徑直去Nathiagali，第二天即秘密飛往北京，叩見周，毛。
Nathiagali還有一個物理暑期學校，距核研究基地不遠。暑期學校是公開的，每年6-7月間有活動，也由薩拉姆的朋友主持。1980年我應邀來這 裡，除了講三次天體物理外，就是籌備MG3。核項目的負責人（XX·汗，也是薩拉姆的朋友）還請我去參觀過他們的實驗室。我發現，這個1980年的實驗 室，其中不少儀器居然同我1955-56年在北大學核物理時用的一樣。我猜，這個“實驗室”大概是僅供參觀用。例如，供基辛格和羅德參觀中巴之間的核擴 散。以誤導參觀者，錯估形勢。
會期於1982年的MG3，提前約兩年，1980年就開始籌備，就是希望不要有錯估。MG3的主題是廣義相對論，不保密，可擴散。當時中美已建交，美國人訪華也不必走隱秘通道。中國也已進入“開放時代”。儘管如此，無人敢保證會議組織不會遇到麻煩。
果然，首先美國當局就不讓一些人訪華。在Los Alamos 計算超新星爆發的J. Wilson被禁參加會議，因他也計算核彈爆發。斯坦福大學的F. Everitt也沒有講他的陀螺實驗方案（Gravity Probe B，此實驗，到2008年，仍在數據處理中）。他的陀螺要精密到每年的偏差不大於百萬分之一度，其潛在的軍事用途很大。美國防部禁講。還好，被美國禁訪禁 講者不算太多，不影響會議主體。
中國方面的問題則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化”的政治環境。這個會議由一個洋人Marcel Grossmann命名，他是不是反動資本家？是不是帝國主義分子？最好先審查一下他的檔案。格羅茲曼是愛因斯坦的同學及合作者。廣義相對論最重要的一篇 論文，就是愛因斯坦及格羅茲曼二人合寫的。論文發表後，格羅茲曼公開宣稱，他只對論文中的數學部分負責，至於愛因斯坦主寫的物理部分，他概不負責。所以， 後來大家只說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沒有說愛因斯坦-格羅茲曼廣義相對論。實際上，格羅茲曼對廣義相對論的建立，有重要貢獻。可見，格羅茲曼至少在學術上 是誠實的，應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可團結改造對象。
紅頭文件—— 三個人定兩份飯
1982年仍是“紅頭文件” （政府級文件，上有國徽印章）年代。按外事政策，對每一位訪問中國的外國客人，無論是國家元首還是科學家，主人事先都必須為他們制定一份周詳的訪問日程表。當局批准後，用紅頭文件下達到各有關部門執行。
訪問日程表包括學術活動，也包括食宿安排，要精細到每一頓飯在甚麼地方吃。要求美國參加者上報五天食宿計劃，問題不大。對一些歐洲的學者，則很難了。他們 的日常行蹤一慣是不計劃的，像流浪狗。我告訴這些人，中國是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上海街頭沒有羅馬那種流浪狗，因為吃飯是要糧票的。但回應者依舊寥寥。所 以，籌辦人員必須發揮想像力，估計出三百多位國外的參加者每一個人在5天會議期間的每一頓飯在那裡吃，寫在紅頭文件上。可想而知這種組織工作有多麼的複雜 和困難。
表現最好的當屬佐藤文隆教授（Humitaka Sato，前日本京都大學校長，已退休）。佐藤來過一次中國，有經驗。他很早就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他的夫人和女兒將同他一起來上海參加會議，信中打上重點 號的一句話是“給我們三個人定兩份飯就夠了”。我明白。我在京都大學訪問的幾個月裡，曾數次到佐藤教授家吃飯，坦率地說，按中國標準，每次只能算是吃了七 成飽。“三個人吃兩份飯”，每人正好七成，準確。
以色列危機
會議的真正危機來自以色列。
愛因斯坦和格羅茲曼都是猶太人。在廣義相對論領域中猶太人特別多。禁止以色列人參加廣義相對論會議是不可能的。
中國政府當時與以色列無邦交，拒絕給以色列人入境簽證。MG3國際組織委員會很早就向中國外交部提出申請，說明國際科學交流公認的無歧視原則，對參加 MG3的以色列學者應一視同仁，發放簽證。外交部不答。不置可否。直到1982年6月，距開會期只兩個月了，仍未見當局迴音。不禁令人想起清廷葉某的外交 “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現在再加“不yes、不no”。
一些美國猶太物理學家終於沉不住氣了，以Steven Weinberg （亦於197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首的一批聲言，如果中國政府不發籤證給以色列學者，他們將抵制會議，並要在“Physics Today”上發文公開抗議。為此，Ruffini匆匆趕到北京向周培源先生轉達薩拉姆口信，猶太學者團體的要求並不高，希望中國當局能准予三名以色列學 者入境，若再不能解決，MG3只能更改會議地點了。
這個情況上達外交部後，終於有了迴音。容許兩名以色列學者（T. Piran 和 T. G. Horowitz）入境。第三名，Y. Ne’eman教授，有以色列國會議員身份，不批准。簽證的方式如下。國際理論物理中心主任薩拉姆簽發給兩位以色列學者各人一紙，證明他們得到ICTP支 持。因ICTP門前掛有聯合國旗，是聯合國的一個下屬機構，薩拉姆簽字紙具有聯合國臨時護照效力。中國領事部門在該紙上正式蓋章簽證。以色列學者不準參加 非學術活動，如會議組織的吳淞口旅遊等。
Piran 和 Horowitz到達上海那天，為防止在海關節外生枝，我專門去虹橋機場幫助驗明正身，接他們入境。這是以色列國一般公民第一次進入社會主義中國。進入上 海的兩位虔誠的猶太教徒，拿的是虔誠的穆斯林Abdus Salam教授的簽發的護照。學術自由是跨越宗教和意識型態壁壘的。
以下是國際純粹及應用物理聯合會（IUPAP）天體物理委員會關於這一事件的紀錄：“… the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s have elicite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promoting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scientist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our community. An evidence is that, during the Third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held in Shanghai 1982, the organizers had insisted to requir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free circulation, especially to equally open to all scientists without any political restraints. In fact, the Third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 is the first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meeting in China, for which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no choice but to allow our colleagues from Israel to attend. In this way, the Marcel Grossmann Meetings has helped people to break down ideological barriers put up by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The Astrophysics Commission of IUPAP).
舊法租界的馬桶
會議地點選在上海錦江飯店。據說它是上海最好的大飯店。它設有總統套房，供各國元首在上海的駐蹕。但飯店獨獨對學術會議的要求非常陌生，整個飯店裡沒有一 臺學術報告用的投影器。為此，科協國際會議處專門從北京空運一臺投影器到錦江。不少設備也老舊，飯店裡的電梯還是三十年代的，它要由值班的侍者開動，不準 客人動手。法國學者倒是喜歡，因為巴黎拉丁區（最令法文化人傾倒的地方）不少房子裡的電梯，也是一樣的老舊。
錦江飯店位於淮海路。以前是法租界的霞飛路，沿街的法國梧桐還在。參加MG3法國人，興奮了。幾個早上，他們在開會之前，沿著淮海路找尋法國殖民者留下的 痕跡。有一道風景線令他們大惑不解：每天一早，每家門前擺著一個或多個刷洗得極乾淨的紅漆木桶。幹什麼用的？一位自認為比別人高明一點的法國學者向他的同事分析道：紅漆木桶的形狀同法國的葡萄酒桶相似，但小而精緻，極可能也是儲藏酒用的，多半是儲藏精緻烈酒。為了證實這個猜測，他和他的同事一個個努力嗅一 嗅各家門前紅漆木桶的氣味，判斷是否有殘留的酒香。此舉，在錦江飯店淮海路一帶居民，一時傳為笑談。
離開上海的時候，有的MG3參加者買了竹製的馬桶刷作為紀念品。他們的理由是，竹製的馬桶刷造型簡潔有力，頗具美學元素，帶回去作為壁飾很合適。看，我中華大帝國文化多麼博大精深，一個馬桶刷的“美”就令法蘭西文化人拜倒了。Bravo!
“美”的確是廣義相對論界常用字眼。凡是不“美”的理論，多半被認為是錯的，無人相信。蘇聯的裡夫希茲（E.M.Lifshitz）也是MG3參加者，他 同已故郎道（L.Landau）合寫的“經典場論”是廣義相對論的一本經典。他們說，在所有物理理論中，廣義相對論是最美的。也就是說，不懂廣義相對論， 就不能欣賞到我們生存的宇宙之美。
高僧之路
會議結束後，參加者各奔東西了。美國來的客人大都加入了會議組織的旅遊團。歐洲的流浪狗們有點麻煩，各有各的流浪路線。法國的Thibault Damour [後為邦加萊研究所（Institut Henri Poincare）所長]，當時還年輕，要求去少林寺訪問，過招。在廣義相對論和相對論天體物理界，藏龍臥虎，不但有人會武功，散打，還有摔跤手。四肢發 達，但頭腦並不簡單。一位芝加哥大學的天體物理教授，獲得過新英格蘭摔跤賽重量級冠軍 （我請他來過科技大學授業。後自駕飛機墜地，亡）。
最麻煩的是Leopold Halpern教授，他要去新疆。Leo是猶太人，但在奧地利一德國家庭中長大，後一直是迪拉克（P.A.M. Dirac, 獲1933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助手，2006年去世。此公不拜猶太教，亦非基督徒，但尊佛學。第一崇拜是愛因斯坦，第二崇拜可能是法顯等高僧。 Halpern看過法顯的“佛國記”（當然是德或英譯本），一直想走遍法顯紀錄的34個古國。1980年，他曾邀我同他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訪古，我們從 Saidu沿Swat河北上，到Kalam河谷，據說那一帶就是“佛國記”中鍵陀羅國。從Kalam再向北，沒有公路了，那是興都庫什山區，巴基斯坦和阿 富汗交界處，即如今“基地” 組織（AL-Qaeda) 出沒之處。法顯之後的玄奘也曾從Swat河谷北上。在河谷南部的Butkara附近有一所佛寺的殘跡，當地還有傳說，玄奘在回程中，為了等候適當的翻山季節而在該寺廟掛單（相當於訪問學者）。由於他的名聲太大，反客為主，成了該寺一時的主持。Swat河谷極熱，氣溫攝氏45度。我們走在一條土路上，周圍極 少有樹，沒有風，呼吸都感到費力。MG3 後，Halpern希望我再同他一起去新疆，走 “佛國記” 中描寫的于闐諸國，然後從新疆出境。我知道此公的執拗，47度的火焰山不能令他卻步。但我告訴他，新疆邊界的國門還沒有開，你也擠不開。他只好悻悻然作 罷。
荷蘭物理學家Casimir曾說，原始人制作一把刀，不奇怪，那是為了打獵，生存。有的原始人在刀柄上刻花紋，這有點奇怪，因花紋不是打獵和生存所必需 的。同理，有人為了逃命而跋山涉水萬里遠遁，不奇怪，那是為了躲避追殺。商人沿絲綢之路遠行，也不奇怪，那是為了賺錢。高僧們馱負著萬卷經文偊偊獨行於高溫河谷，有點奇怪，顯然不是為了打獵，逃命，或賺錢。數年後，新疆的出入境的國門開了。我在1986年組織“觀測宇宙學”會議的時候，有的歐洲“宇宙學高 僧”們就不乘飛機，而是走“偊偊獨行”之路，經河谷入哈薩克斯坦再進新疆，輾轉來到北京。問他們為什麼如此走法？反問：為什麼研究宇宙學？
2008年2月12日，Tucson
□ 寄自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