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週，好像有什麼人死了，突然又有人問起，1986年底許良英，劉賓雁和我聯名的一封關於“反右”的信。特別問到那封信後來是如何“被告密”的。有關那封信的歷史，十多年前我就詳細寫了一文。現在再發表，作為回答。不過，該文不包括“被告密”，現在我也不能附加“被告密”，因為，我有承諾。
1987年夏，錢臨照教授告我，不要再提“被告密”的事了，因為與他同宗的教授向他表示，懇請大家（學術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似乎已有歉意。我當即答應了錢臨照先生，保證不再談論“那件事了”。
我之所以立即答應錢臨照先生，因為錢先生有恩於我的第一件事，恰是“告密”之逆――知情不報，矇混過關。
1960年春夏，我開始向“中國物理學報”(Acta Physica Sinica)投寄論文。初秋，在北京玉泉路中國科技大學教學大樓西翼一個沒有人的樓梯口，錢臨照先生叫住我，面色喜憂各半。錢先生當時也在科大任課。北大王竹谿教授和他分別擔任“中國物理學報”正副主編。錢先生先是高興地對我說：
“你的那篇論文審稿已通過，即將付排發表。”
指的是我的“用變形的傳播函數計算核子的電核半徑” 一文。錢先生接著又說：
“不過，不能用你的真姓名發表，你是不是改個名字？”
有點奇怪？！物理學界的傳統是，論文一律需註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實工作機構以及真實通訊地址，以便負責。何來筆名？當然，我立刻明白。這其實是錢先生援我的一招。按我當時的政治狀況（內控右派），發表論文實屬違反政治原則（大小右派，皆失去發表學術論文資格）。錢先生要我用筆名，明顯是幫我矇混過關。我乾脆就請錢先生代我隨便取一筆名就是了。他答應了。
現在仍可查到, 1961年第一期“中國物理學報”，17卷57頁刊登的論文的作者名字是“王允然”。那就是我的第一篇物理論文。當時心想，錢臨照先生厲害，到底是留英的。筆名暗指，在中國發表物理學論文，除了同行審稿外，還必須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不過，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高潮時（1968-1970），錢先生解釋說，“王允然”意為“王竹谿先生說行”，再次矇混過關。所以，我的學術生涯一啟動，就得到過錢，王二先生的保護。
錢臨照先生，王竹谿先生都去世多年了。但我不能改變當年對他們的承諾。所以，以下舊文重發，沒有附加“被告密”，只增加了一張照片（圖1），不屬於“被告密”。
※ ※ ※ ※ ※
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剛從意大利回到北京，並準備於當天下午離京去上海、寧波，再回合肥上課。在北京暫短逗留的半天裡，我和李淑嫻去許良英家。開會。只有四個人，許良英、劉賓雁、李淑嫻和我。論題是：反右運動快三十年了，我們能做些什麼？一致的意見是，在1987年春舉辦一次“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大家討論了會議的議題以及有關組織的方法。最後，要我根據這些意見起草一份會議通知。
圖1：1986年11月14日，在許良英家吃午飯，討論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左起：許良英，李淑嫻，方勵之，劉賓雁。此照片取自許成剛（許良英先生長子，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2008年在美國物理學會上的演講。該年美國物理學會的沙哈洛夫獎授予許良英先生。許成剛代父領獎，並演講，介紹許先生的生平。
在南行的旅途上，我草擬了初稿。到合肥後，迅即寄給了許。他們略加修改後，就散發給了可能的參加者。這就是後來，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劉賓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即將滿三十週年了。反右運動是值得 研究的，因為，不瞭解反右運動，就不能全面地瞭解的三十年來的 歷史，也就難以認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撥亂反正和推 行改革的歷史性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識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和 我們社會中蘊藏的蓬勃生機。 反右運動的許多當事人，已年過花甲，應該及時把有關史料收 集和保存下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這一段歷史變成留給青 年一代的有用知識。為此，我們發起舉行學術討論會，開始這一 歷史研究，其主題應包括∶ 1． 史料的收集，當事者的經歷或見聞，統計數據； 2． 反右運動的國內和國際背景； 3． 反右與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運動的關係； 4． 反右對政治道德的影響； 5． 反右運動的歷史、社會根源； 6． 反右之後“左” 派及右派的運動軌跡； 7． 反右與今天的開放、改革、現代化。 我們邀請您參加討論會，歡迎提出自己的報告，請告知您的報 告題目，每個報告限在一小時左右，會後將根據報告，選編成文 集出版。 會議時間：1987年2月3-5日 會議地點：北京（具體地點待定） 費用：全部自理，確有困難者請來信告知，以便為您籌措 收到通知後，請您於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 否能參加，以及您參加會議的報告題目。 聯繫地址：北京中關村812樓704 許良英。
發起人 許良英 劉賓雁 方勵之 1986年11月
在許良英家的籌備會上，沒有討論我們幾個發起人應當講什麼。許、劉兩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為當事人，或做為見證人，他們都不乏講題。按當局的規定的級別，右派分子（非學生）共分六類，一類最大，六類最小。學生右派分子分四類。許和劉都是第二類右派。李淑嫻是第六類。我則是類外，沒有正式授予的右派名銜，而是“內控”，不及他們三個。所以，我當時並沒有想好講題。反正還有兩個月時間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發展就是快。“通知”發出不到一個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學學生貼出第一張小字報，質問人民代表候選人是由誰定的。12月5日，學生上街遊行。隨後觸發了全國29個城市中的156所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不過，科大的局勢很快穩住了，三天之後，學生上課，教師授課，逐漸迴歸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長要我就科大局勢的穩定與胡啟立（當時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通過一次電話，向他澄清一些有關科大的不實報道。胡沒有說什麼話，至少沒有我記得住的重要“指示”。沒“指示”，並不是好兆頭。
果然，兩天後，李淑嫻從北京打電話來，許良英告訴她，《人民日報》社領導要求劉賓雁退出“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隨後，李淑嫻不斷打電話來，催我趕快回京。我的課程――近代物理――於12月31日上午一結束。立即趕往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共中央下達1987年第一號文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式啟幕。隨後兩個星期，報紙上的頭版新聞是：
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長職務， 撤銷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職務；
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決定，開除王若望黨籍；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報，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
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紀委決定，開除方勵之黨籍；
1月25日，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委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
許良英漏網，據說是鄧小平一時說不出許良英的名字。
至此，“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一信也成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
2010，8，7， Tucson
※ ※ ※ ※ ※
附：我看錢偉長的交信事件
朱長超
在中國，人生真像是變戲法。同樣的一個人，一會兒可能是階下囚， 一會兒可能是座上賓。錢偉長就經歷了一場富有中國特色的人生變戲 法。
錢偉長的前半生是悲劇，後半生則是喜劇。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劇，而 是一幕大喜劇。年輕的時候，錢偉長在美國工作得好好的，據他說， 美國給他的年薪8萬美元，這點工資，據研究，比當年的美國總統還 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學家馮卡門手下當工程師。但是， 他卻還是想回國。回國也不錯。想不到的是，因為主張教授治校、主 張通才教育，這點想法與主管清華大學的校長蔣南翔的治校意見不 合。意見不合也罷了，這是社會中常有的事。有時候，自己今天的意 見與明天的意見還會不合呢？但是，與中國的領導意見不合，這可是 一件嚴重的事情。錢偉長於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當了22年右 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從美國萬里迢迢回國來，就是為 了找一個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還是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摘帽 或糾錯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運動領導人鄧小平的說法， 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錢偉長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這個 圈子。他從馮卡門推崇的工程師到鄧小平圈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 派分子，從天堂跌入了地獄。歷史與他開了個不小的玩笑。不僅他當 了二十二年賤民，在流行株連之風的中國，還害得他兒子女兒失去了 上大學的機會。這22年發生的種種淒厲的故事，每一個知道中國曆 史的人，都是應該明白的。
有人說，社會就是大學，當右派也是大學。錢偉長在右派這座大學 裡，歷煉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他認真地吸取了當年的 教訓，1986年底，將一封右派朋友們給他的信交給了當年領導全國 反右運動、並堅持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那個人。這一 次交信，為黨國立了大功，也在中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些右派 黨員倒了黴，被一個個開除出黨，也害得總書記胡耀邦下了臺。而給 交信的錢偉長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給了他後半生無限的榮光。他 終於從當年的右派分子，一躍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有滋有味地當起 了政協副主席。紅樓夢上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看 來，這真是有點兒道理。這一封信，改變了當年多少人的命運啊！
我寫到這裡，似乎先要停頓一下，說明一下。我知道，中國經這許多 年的中宣部的調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沒有頭腦的憤青，他們人多勢 眾，思想簡單，出口粗野，情緒激烈。他們看到與報上流行語不一樣 的說法，馬上會破口大罵。我的這篇文章也許掃了一些人的興，有些 人看了會很不高興。我是準備捱罵的。我要說的是，我說的話，是真 的；我說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說的事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我說的道理也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憤青們要罵，也先冷靜一下再罵， 這也是一種節約生命能量的辦法，符合低碳經濟的原則。
好了，言歸正傳。那麼，交信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反右運動，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 重大事件，認真吸取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深入研究這個運動產生的 原因和結果，對於推動中國人民思想的解放，對於總結歷史教訓，開 創未來，是有積極意義的。1986年底的樣子，當年的一些曾經當過 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產黨員，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人，給全國 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寫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說，他們建議 召開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座談會，徵詢對參加會議的意願和意見。
錢偉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 轉輾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裡。並且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 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 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 色俱嚴，大加批判在，稱之為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語又止。 意思是說，雖然我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也沒有恢復，但是，我是緊 跟*的，是效忠小平的，您當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確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顏大怒。它雖然不是黨的領導人，也不是國 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顏大怒。他是一個不是領導 人的領導人。他無職無名，卻有權廢止、罷免黨和國家領導人。因 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顏大怒”的資格。1986年12月30 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談話，他 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 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 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 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 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 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 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 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 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 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 念。果然，過了兩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 自己當年的將他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 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說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鄧小平雖然 不是黨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話，也夠得上一句頂五千 句。果不其然，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 個國家領導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 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這樣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認為完全可以不 必。
第一，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 可以不回覆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 以直言批評他們準備開會的想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 界，我認為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 來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性質。第二，這封信上的紀念反 右運動三十週年的會，從法律層面上講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 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派分子陰影的人們，從歷 史的角度講，反思一下這場運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同學 一場會想到同學聚會；鄰里一場，會想到彼此走動；右派一場，也希 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點苦水。這於國無損。於黨無害。就是 中國的憲法，也說集會是公民的權利。錢偉長對此信的處理，失當 了；鄧小平對此信的看法，過敏了。反右運動，99.99%的人搞錯 了，雖然中國之大，只鄧小平為首的幾個人堅持著反右運動的正確性 和必要性，連薄一波、李維漢、周揚等當年反右運動的大將，都一個 個表示了懺悔。這樣，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勵之等人 的右派三十週年座談會，矛頭是對準他的。他的腳上的尖眼彷彿被不 當心踏上了一腳，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馬上行動起來要顯示自己的 無比的權威。一時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幾個右派分子的黨籍，決心要 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義式的社會制度大抓階級鬥爭的一個常見現象。在 東德解體後，大量擋案解密了。人們猛然發現，自己當年在私下裡發 的一句牢騷，對黨的領導的某些不滿，都被放進了自己的檔案。告密 的人不是別的，正是自己當年十分親近、十分投緣、甚至十分相愛的 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醜陋， 自殺了。告密問題還似乎拍了一個電影，還得了獎。告密和告密產生 的迫害是一種罪惡，這當然要由專制制度負主要責任的。但是，告密 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責任，至少不能說是一種高尚行為吧。告密者總 不能稱為精神的高貴者吧。
在中國，告密也有深厚的歷史傳統，類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 末期，袁世凱在譚嗣同夜訪時慷慨陳詞，表示支持變法，支持光緒， 答應拘留榮祿。但是，譚嗣同一走，他就向榮祿和西太后密告。結果 是，光緒皇帝被軟禁瀛州到死，譚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 命天涯。一場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終於失敗。
在新中國，告密的事業更是興旺發達，它還有美名，曰，向*靠攏， 與*保持一致。在告密者來說，是減輕自己壓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一 條捷徑。偉大的中國當年不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稱，也以告密 者大國著稱。如果將來中國的檔案解密，我相信中國的告密者之多、 告密之奇，將超過東德，將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國的形象卓立於世。現 在已經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傳。舉例來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個 叫舒蕪的作家，向領導上交了胡風等一些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最 後，偉大領袖毛澤東給這些信件一一寫了按語。舒蕪的告密經過專制 制度的釀造發酵，創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導致數千人捱整，數百 人流放，數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殺。胡風坐了二十幾年的牢。著名翻 譯家馮亦代也成功地向領導告了章伯鈞的密。他裝作是章伯鈞的知 音，有事沒事地到章伯鈞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個年代，吃飯是要糧 票的，吃一頓飽飯、好飯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時候會順著章的話 薦，有時候則主動挑起話題，讓章發表感想，他則默默地記著，好向 上頭密報。他雖然沒有進過告密學校培訓，但水平很高，他竟贏得了 章伯鈞一家的好感。他每次從章家出來，肚子裡和腦子裡總是都有所 收穫。他會通過電話或寫信向有關領導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 處是並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為了他前往 章家充當告密者角色的方便，馮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 有時可以得到一點告密勞務費，報銷一些費用。三、還有其它一些好 處，例如，有關領導請他在有名的飯店吃一頓鈑，送他幾張緊張的演 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種自豪感，等等。
受到許多中國人敬仰的科學家錢偉長，也曾經充當過這樣一種角色。 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對被告沒有好處。而 對自己則不無好處。至少他們希望會有好處。所不同的是，第一，他 們告密的密度不同，一個密，一個稀。馮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 以說是週週有告，月月有告。而錢偉長難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 異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層次不同。馮亦代將密告之於處長科長之 類的小角色；而錢偉長所將密告到了老佛爺手裡，從告密的層級來 講，是最高級了。第三，同是告密，後果迥然不同。馮亦代只得到幾 張演出票，幾頓好飯。是告密的小兒科。而錢偉長則大受鄧小平表 揚，迅速成為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一個只是小打小 鬧，一個則不告則已，一告驚人。不飛則已，一飛飛天。看來，告密 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擺擺地攤、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 雖然做成了一筆又一筆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錢偉長則不同，要 麼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筆生意，一輩子就夠吃夠用了。他是一 個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將來有學者經數年辛勤，寫成《告密學》的巨 著，我想錢偉長的案例一定會寫入書中，也有可能永載史冊。這當然 是後話了。
話說回來，蓋棺論定，錢偉長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是有貢獻 的；留學歸來，為國效勞，其情懷是愛國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主張 通才教育（此理念並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進步意義的。他 被鄧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劇，是極權制度的罪惡。然而，他向鄧小平密 告朋友的信件，卻是很萎瑣的行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僅是當年錢偉長告密的可卑可憐，而是後人的不以為恥，反 以為榮。近來，遼瀋晚報著文《高貴紳士錢偉長》，居然稱頌備之。 此文轉輾流傳，被南方週末所摘編。文中說，錢偉長不僅在於“學術 上的偉岸”，而且在於“靈魂上的超越”。文章還說，“信仰是最好 的營養，信仰使大學無堅不摧。那種大學薰陶出來的一批又一批學 子，也才能夠超越紅塵。錢老無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將朋友的 私人信件向當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導致了朋友們一個個地 被批判，一個個被清除出黨，又導致了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為理解過 或寬容過這幾個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鄧小平認為是反對自由化 不力，策動一些顧問老人們將他罷免。這樣一種行為，這樣一種後 果，怎麼說得上靈魂的超越？怎麼說得上是“高貴”？怎麼說得上 “超越紅塵”？一個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貴者，這話並不錯。但是， 錢偉長向最高領導告密這樣的行為，能夠稱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貴 者”嗎？他真的能算是一個“高貴的紳士”嗎？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 上的高貴者，那麼，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中國的國民將 成為一種什麼樣的國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後的錢偉長是怎樣想的？臨死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告 密又是怎樣想的？他相信，他的靈魂是不安寧的。就如馮亦代一樣。
刊登在 2010 華夏快遞 kd100812.
原頁另有 1 張插圖，來源站已無法取得，本站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