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0）是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逝世四百週年。意中兩地都有紀念活動。有一件與利瑪竇有關的事，極少人知道，但在意大利和中國有關當局的檔案中都有。這就是：1985-1988年間，意大利曾準備援建一所以利瑪竇命名的基礎科學研究中心，設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圖1就是當時意大利設計師為 “利瑪竇研究中心”創作的建築草圖之一。
該計劃最終破局。原委如下。
1984年管惟炎和我擔任科大校行政職務後，（自認為）為科大尋找國際財源是職責之一。我當時是國際理論物理中心（ICTP，Trieste, Italy）的理事會成員，知道意大利政府有一筆款，本是聯合國會費。意大利當局不想交，或少交，而用來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科學事業，以此項目頂替交聯合國會費。ICTP的經費主要來自意大利政府，而ICTP門前掛聯合國旗，即源於此。
當時中國是世界公認的第三世界國家。我想也許能為科大申請到一筆（甚或多筆）援款。
為此，做了兩件事。一是請一位活人，二是找一位死人。
圖1，意大利設計師為“利瑪竇研究所”創作的建築草圖之一。這幅圖已作為一件藝術品展於 ICRANet 主廳，Pescara， 意大利。
第一件事是請有影響的意大利學者推薦和支持。我請到羅馬大學教授Edoardo Amaldi （1908 – 1989）。二戰前，意大利最有名的物理學團伙，是羅馬大學物理系以費米（E. Fermi）為首的七人幫，他們自稱為“Panisperna大街的夥計們”（via Panisperna boys）。 因為，他們的中子物理實驗室就在Panisperna大街邊上。七個夥計, 在1934年，最大的33歲，最小的21歲。Amaldi是小夥計之一，26歲 （圖2）。二戰後，Amaldi是CERN（歐洲核研究中心）的奠基人之一。其影響力足夠。
1979年，Amaldi訪問過中國（圖3）。有一晚，他同嚴濟慈先生吃飯敘舊。原來他們倆三十年代一度都在法布里（C. Fabry）實驗室工作，曾是同事。我和羅馬大學物理系的另一位教授陪吃。意大利也有點長幼有序，年長者說話時，齒幼者不得打擾。所以，嚴和Amaldi整晚用法語高談闊論，旁若無人。餐後，那位羅馬大學教授對我說，“今晚我們是不存在的”。然而，效果極好。嚴先生當時是科大校長。從此，Amaldi成了一位科大支持者。後來，我每次到羅馬大學，Amaldi 都要問起嚴先生和科大。1987年，我被開除，離開了科大。再訪羅馬大學物理系時，老夥計Amaldi還問：“你這個夥計怎麼讓老闆開除了？”。Amaldi當年支持科大的項目，強力推薦。
圖2. 1934年，羅馬大學物理系樓前。費米的七人幫——“Panisperna大街的夥計們”——有五個在圖上。左起，O. D’Agostino, E. Segre （獲1959諾貝爾物理獎）, E. Amaldi, F. Rasetti, 費米（獲1938諾貝爾物理獎）. 不在圖上的兩人是E. Majorana 和 B. Pontecorvo. 費米和Segre是製造第一枚原子彈的主力。Pontecorvo參加過英國原子彈的設計，親共，1950年潛至蘇聯定居。Pontecorvo的中微子震盪理論，至今還是粒子物理熱門課題。
第二件事，要找有份量的項目。一個項目僅有好的科學內容還不夠，因為審查者往往聽不太懂很專業的語言，無感覺。特別，這筆款項是以文化科學為目標，要有文化韻味。這就想到了借“名”術——以利瑪竇命名。
在意大利，利氏的名氣遠遠不及其他文化科學巨匠。但如果提到中國，很多人會想到馬可波羅，利瑪竇。馬可波羅大體是個國際盲流，不會為科學項目增光。利瑪竇確是飽學之士。在基礎科學方面，他給中國帶來過歐幾里得幾何，托勒密行星運行算法等等。很多數學和天文學詞彙的漢譯名，是他和徐光啟的創造，沿用至今，乃“西學東漸”濫觴。
圖3. 意大利物理學家訪華團在長城，1979年2月。左2 為Amaldi。前站女士為中國科學院意文翻譯。
在八十年代，利瑪竇和“西學東漸”，在中國也被平反了。利瑪竇的墓地，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夷平。1984年，墓地被當局重修，再立新碑（圖4），而且仍保留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校園裡。鐮刀斧頭與天主十字和平共處，在意大利常見，但在中國很稀罕。
這樣，我們提出的項目是，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建立以利瑪竇命名的基礎科學研究中心。
意大利當局果然怦然心動，答應第一期援款200萬美元。
圖4. 利瑪竇墓，在北京西直門外車公莊大街6號，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內。
另一個相應的“組織準備”活動是，1985年6月17日，ICRA（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在羅馬大學成立。草簽ICRA 章程的有，羅馬大學校長Antonio Ruberti，國際理論物理中心主任Abdus Salam（獲1979物理諾貝爾獎），美國空間望遠鏡研究所主任Riccardo Giacconi (獲2002物理諾貝爾獎)，梵蒂崗天文臺長Geore Coyne，斯坦福大學Gravity Probe B實驗室主任F. Everitt， 和我（代表科大校長管惟炎）。ICRA不僅在天體物理領域可以作為溝通各方（意當局，國際學界，和科大）的一個橋梁，其他領域亦可照做。再則，以上簽字成員中，可以作為計劃中的科大“利瑪竇中心”的國際學術委員會成員的候選者。特別，Salam和Giacconi兩位本身就領導國際性的科學研究中心。這種中心，當時還很少。
“利瑪竇研究所”建築草圖，也及時出籠了。“中西合璧”的庭園風格，在圖1中顯而易見。周邊山水也頗有幾分合肥大蜀山附近的地貌。朗士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為圓明園設計西洋樓長春園後，很多意大利建築師會設計這種不東不西，又東又西的山水庭園。
1985年底，科大向中國科學院正式上報了有關意大利援款建立基礎科學研究中心事。一俟科學院批准，就可以動手了。
然而，沒有迴音。
再催問，仍在“研究中”。
一直到1986年底，還是pending。
1987年初，我被開除，離開了科大。
後來聽說，1987年，中國科學院批准了這項目。後來又聽說，1988年，科大校方率代表團訪意，商談重啟200萬美元項目。商談失敗。不歡而散。意方最後舉辦的告別宴會，只邀請科大代表團中的學者教授，拒絕邀請其中的政工幹部。想來，破局的原因之一是，意方不接受非學者的政工幹部插手研究中心。其實，意大利與美國不同，並不介意有共產黨。在當時，意大利物理學家中不少是（陶里亞蒂同志的）共產黨員。戰時的Amaldi， 立場是反法西斯，即同陶里亞蒂的同志曾在一條戰線。但這同政工幹部和原則來管理利瑪竇科學研究中心，是兩碼事。
科大“利瑪竇中心”一事，就此破局，落幕。
十年以後…… 管惟炎說“利瑪竇研究所”一事，科學院在1987年之前遲遲不批，不是由於利瑪竇命名。利瑪竇墓，是國家主席批准重修的。主要因為，（自認為）的校長職責和籌款方式，‘越位’了。
又過了十年…… 終於有了以外國人命名，又由國際財源支持的物理研究中心，地點在北京，不在合肥的大蜀山或南七里站。
儘管，利瑪竇仍有更大的歷史名聲。
2010年7月, ICRANet，又見“利瑪竇中心”設計圖。
華 夏 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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