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在最寒冷的日子里，开始打井。那是真正的北方的冬季的田野，大气在摄氏零下五度以下，还有北风。大地上冻了。中国传统的打井，全靠人力。这里集中了全村体力最强的二十多个人，是主力。另外也还有二十多个人，其中有妇女，做辅助性工作。
打井的第一步是下挖一个直径约七公尺深约十一公尺的井筒。太行山麓，在三亿多年前还是一片海滩。所以，下挖两公尺后，就会遇到鹅卵 石，它们是当年由入海的河流冲积下来的。越向下挖，鹅卵石的直径越大。到六、七公尺时，卵石直径达到30到40厘米，最难挖。体力最好的人，也只能连续工 作一小时。于是，每五个人一组，轮番地下井，每一个小时换一班，以保持高强度，高效率。
再向下，到八，九公尺深时，卵石渐少，开始见沙，那就是亿年之前海滩上的沙了。宋朝大学者沈括曾在这一带挖到过贝壳，证明这里过去的 确是海滩。我们当时没有心思去找贝壳，因为工作危险渐大。井壁开始塌方，大小卵石经常从井壁上掉落下来。在井底工作的人，除了一顶柳条帽，没有其他防护设 备。
挖到十公尺左右，井底渗出了水。下一步，更艰苦，任务是在井底的水中淘沙。只有淘去足够多的沙，才能使水的渗出速度加快。一口井的好坏，全在于这个渗出速度，因为它决定了在单位时间内可以从井中取出多少水。我参加了淘沙。
在打井初期，我们只被分配做辅助性的工作，同妇女及老弱者在一起。因为，农民不相信我们这些人能吃苦，好心地照顾我们只做轻的劳动。然而，我想我能下井，而且，下井多少带有一点冒险，有刺激。于是，经我的坚持，后来我也被编入了下井组。
淘沙开始了。下井前，先喝一口约60度的土制酒，在寒风里脱掉所有衣服，拉着绳索降到井底。井底的水深没膝。然后，用双手在水底铲 沙。手及腿大部都浸在井水里。把沙一筐筐装好，用绳索吊出井外。由于沙筐中流出的水，不断从井口上落下，井底的人从头顶到全身很快就被淋透了。这时，烧酒 的热量已快用完，感到冷，唯一的御寒方法是疯狂地用力去淘沙，让身体里发出微微的热。一般人，在这井底的疯狂中最多坚持半小时。所以，每25分钟换一组人 下井。上井后，必须立即擦干身体，穿上衣服，再喝一口60度的土制酒，等待下一次的下井召唤。坦率的说，有的人，只是为了能喝到两口酒而下井。
下井人，还有另一种优待－－吃白面烙饼。当地的农民，常年的主食是白薯，玉米等杂粮。只在夏季麦收之后的两个月里可以吃到一些面制食 品。因此，冬季吃烙饼，是很特殊的。可见，下井之受重视。确实，有的人由于下井太多，得了终身不治的寒腿症。水，就是用这些寒腿症换来的。
对于我，下井的最大受益，不是土酒，也不是白面饼，而是混熟了全村的农民，他们认同了我。至此，我在农村的“思想改造”，实质上已完成。剩下的日子，越来越轻松了。
理由如下。
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原初的设想是，利用农民的力量来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忠诚于执政者。他们的逻辑是：按 照阶级斗争理论，农村中的贫农等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所以，农民一定会像共产党执政者一样地批判知识分子的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把少量 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大量是农民的农村中，知识分子一定会比在城市感到更大的思想压力，由此可以更有效地被改造。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证明这种理论是虚构的。中国的农民并非按照阶级斗争学说所预言的行事原则去行事。诚然，农民，特别是贫农，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有力支持者。但是，农民的支持是出于他们在共产党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而不是认同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传统上，中国的农村没有宗教生活，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对一切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终极关怀都是淡漠的，是耶和华、是阿拉、是共产主义，还 是替天行道，似乎都无所谓。赞皇县甚至没有像样的佛庙，有几个很小的基督教堂，信徒也不多。因此，农民对下放来的知识分子到底有何种信仰，何种终极追求， 是根本不过问的，更谈不上批评和斗争。
另一方面，反右派运动显示出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冲突，却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农民不可能具有共产党宣传部的功能，利用批判，对 知识分子施加思想上的压力。相反，在农村的生活，思想上是更轻松的。这就是为什麽下放思想改造政策的预想，彻底落了空。一句话，农民似乎并没老想着阶级斗 争。
中国农民衡量人的最主要标准是劳动。只要你在劳动上能干，被他们认同，你和农民的差别就消失了，根本不会感到“被改造”。打井之后，我就是进入了这种境界。农民相信了我的劳动能力，我也有了自信。
开春以后，我就与同村的年轻农民一样，耕地，挑水，养猪，赶马车。一个十足的农民了。后来，我索性搬到一个年龄比我大两岁的单身农民 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一样地生活，只有一点差别，他吸烟，而我不吸。有时拗不过他的盛情，一定要吸几口他送过来的烟，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的吸烟记 录。
刚刚到初夏，我就像村中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不再穿上衣。一则凉快，再则也节省衣服。这是贫穷带来的习惯。村中的妇女，无论年长的或年 轻的，对不穿上衣的我们，也不见怪。只当下放干部开会，而又有女下放队员在场时，我们才穿上上衣，恢复城市里的礼仪。许多那时的照片，都是赤膊的。黧黑发 亮的前胸和后背，结实的肌肉，只要不来问我们意识形态问题，按造型，哪一个人不是一个纯正标准的农民？
毛泽东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曾经讥讽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知识，因为他们不会种田，不会杀猪。每次批判知识分子时，中 国的报纸上大都会重复一遍这个经典论述。我想，到1958年夏天，我们这些中国的第一批下放干部，就已不再会被上述的歪理所动了。因为，我们几乎都发现， 那些被毛泽东认为比二十年寒窗学来的知识还要难的事，对于我们，许多已是我们驾轻就熟，天天在作的事。按当时的速度估计，只消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可以 无困难地去做所有农民能做的事。而且一定在农民的平均水平之上，因为我们有知识。
就以猪论，毛泽东认为了不起的杀猪大事，完全不是难手艺，特别是对一头已被绑好而不能动的猪。困难的倒是在田野上捉猪。春天要放猪。 猪与羊不同，羊总是成群地行动，容易照料。一群猪则常常因抢食而发生内讧，四散奔逃。这时，放猪者必须追上并赶回每一头猪，把他们再团结在一起。追猪是不 容易的，虽然猪的体肥腿短，但跑得并不慢。我的百公尺跑的（顺风向的）最高记录是12.5秒，但我追不上一只跑疯了的猪。可见，捉猪还要难于杀猪。毛泽东 的杀猪圣言，只证明他自己大概没有养过猪。很多圣言之所以令人畏惧，那是因为没有机会真去试试。
过了春天之后，不少被农民认同了的年轻的下放男队员，都收到过当地农村姑娘的求爱信，或等价的表示。我也收到过一封。虽然后来都没有 发展出可以写小说的故事，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下放干部不但不再是农村中的被改造者，反成了被追求者。这一点也不难解释。要而言之，若把两种文化和平 地放在一起，最后一定是较为先进的那一方替代较为落后的那一方，无论先进者在原初是多数还是少数。
中国的农村，的确需要先进文化的注入。
不幸，下一个强行注入中国农村的，是一头跑疯了的猪。
六月，我们收小麦，那年是赞皇少有的好年成，小麦的亩产量达到400多斤。农民都很高兴。一天，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载，有一个 地方，大跃进了，小麦的亩产量达到两千斤，比我们高了五倍！许多农民不看报，无论它是多大的权威。我对报纸是相信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一起麦收的农民。他们 都不相信，只简单说：
“那个地方的秤小。”
确实，中国的度量衡从来缺乏校准，一地的秤是很可能与另一地的不同。不过，相差五倍，早超出了三个高斯误差，绝不可能。不过，我没用这个误差理论去说服我的农民朋友。
没有几天，那张最权威的报纸又说，一地的小麦亩产突破一万斤，比我们的产量高了二十五倍！这一次，我没有再向农民说。但他们很快都知 道了，也没有人再说不相信。原来，“大跃进”的精神，正通过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中央一层层地传达下来。要求各地都开始大跃进，把产量翻一番，翻五番，翻十 番。对共产党的话，农民不反对，也照办。当然，不知道他们心里是不是在想，只要把秤变小，就跃进了。
大跃进一开始，我就被派去写标语。一连两个星期，我在全村各个显要墙壁上写标语。标语字很大，每个字约占2×2平方公尺。据说，字越 大，越能使人的胆子大，跃进就更大了。我写的最多的两条是，“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十年计划，一年完成”，前者是那个夏天的报纸每天用的通栏标题，后者 则是常见的大字标题。但我始终也不知道所谓“十年计划”是什麽，好像其他人也不知道。
最炎热的伏天到了，疯度和天气温度，成正比地增高。报又载，一地的小麦亩产达到五万斤，又高了一个量级。一个号令又从中央层层传达下 来：要深翻土地。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研究发现，土地经过深翻，再播种，产量就会大大提高。据传达，有的地方，翻土半公尺深，产量就增了五倍。文件暗示大 家线性外推：谁想增产十倍嘛，只要深翻一公尺就行了。
于是，我们村也开始了夜战，深翻土地。我的身体虽好，但膂力并不过人。在深翻中我却常能超过一些膂力强者。我“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深 翻法。由于，深翻只要求翻，而并未要求破碎土地。我想，只要把土切成较大的块，再加以翻转，就会更省力气。这个道理很简单，深翻中切土最费力，要省力，就 要使同量的切土工作所包含的土量更多，其解显然是切大块。因为，切土量是二维的，而含土量是三维的。维度物理学推广后，地翻得更快了。
热火朝天的日子到了。
随着土地越翻越深，农村以比疯猪还要快的速度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那一个月，是我一生唯一体尝过的真正共产主义生活。全村家家歇了 火，都到共产主义食堂吃饭。各取所需，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要钱，货币被废弃。共产主义的村民们，白天睡觉，或者学习大跃进的新闻。傍晚天黑后，一个个劳 动队提着油灯走向田野。夏夜的星空，游动的灯火，照亮黑紫的田野，加杂着一两声狗吠。深翻，深翻，深深地翻呀，马克思的理想就要在这里翻出来了！
应当承认，当时的我，并没有感到“大跃进”的虚假和疯狂。白菜五百斤一颗，一亩白薯一百二十万斤之类的跃进新闻，也并没有引起我的疑问。这些终归不是我内行的专业。“也可能那地方的秤就是小！”。
我的怀疑是被一篇“物理”论文触发的。就当我过着共产主义的深翻生活时，最权威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毛泽东最夸奖 的，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教授（为版权所碍，暂隐其名，待正式出版全书时补上）。其内容今天我还能复述，他是根据能量守恒律，从太阳常数求出每亩地可达到的最 高产量，即上限。他求得的上限远远高于当时报上公布的所有“大跃进”产量。结论是，大跃进很有物理根据，似乎大跃进还不够“大”，还可以更大胆地跃进。
然而，物理学是不可欺的！姑且不论这种作法是否以“科学”向权势献媚，这位先生的计算，在物理上是错误的。他的计算是基于能量平衡， 即热力学第一定律。实际上，在1958年，已经清楚，生物生长原则上不属于平衡态热力学。生物“吃”的并不是能量，而是负熵。决定产量上限的，是太阳所带 的负熵流，而不是能量。实际上，地球从太阳吸收的能量，大体等于地球发散的能量。因此，用能量守恒来计算上限，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至少证明，该文作者全 然不懂当时已发展的非平衡态热力学。
很抱歉，我不得不用了如此多的物理学词汇来写这一段回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足够强烈地表达我的感受，自由对科学是多麽重要，没有自 由也就没有科学。对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在物理学界，许多人是心中有数的。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享有批评的自由，哪怕只是物理学的批评。只因为，作者 是毛泽东首肯的；只因为，“论文”的结论是支持大跃进的。更可悲的是，一个诺大的党和一个诺大的领袖，竟愚昧到轻率地用这些媚态“科学”来决定牵动着十亿 人口的政策。
一个禁锢着科学自由的国家，岂有不呜呼哀哉的！
在大跃进失败的前夕，我离开农村，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物理。
（完）
摘自《远见》1992年第一期
刊登在 1992 华夏文摘 cm9201b.